辛亥革命与洪门兴衰

辛亥革命与洪门兴衰

－－王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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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10月10日，武昌爆发起义，全国各地洪门会党纷纷响应，湖南、山西、江西、上海、浙江、江苏、安徽、福建、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大多数是由海外洪门首先发难而加速推动了当地的光复的；而河南、甘肃、宁夏、内蒙古、西藏等地的洪门组织起义亦风起云涌。

　　辛亥革命胜利之后，洪门组织在各地的势力一度获得了大幅度的扩张。例如湖南，会党首领焦达峰作了大都督，衡阳、岳州一带的成员扬言：“焦大哥作都督，今日吾洪家天下矣”；[1]在四川，“尹昌衡当了都督，首先创立‘大汉公’，他既是四川都督，又是袍哥（即哥老会）的舵把子，周骏任陆军部长，又挂出‘大陆公’的招牌，参谋部也挂出‘大参公’的招牌，这样一来，袍哥由秘密组织变为公开组织了。势力发展越来越大。初在大中城市，后来逐步扩展到街道、区、县、乡、镇，均成立了堂口、公口、社、山等。”；[2]而在陕西，哥老会已经秘密渗透入满清新军的各级舵把子，光复之后权力亦得到进一步的扩张，原清军陆军的各级长官竟全部被哥老会的人取代。[3]陕西的洪门会党逐渐公开，哥老会在陕西很多地方的“州县均有一二首领，码头林立，不能悉计，办支应、理讼词，直代县官行政”，时人惊叹“不意两月之久，竟变成会党世界矣！”[4]此外，在其他省份，亦存在洪门组织的势力获得了大幅度扩张的情况。

　　最值得一提的是广东，洪门在光复广东时，其势力亦获得了大幅度的扩张。当时在广东的洪门中人，有很多参加过孙中山发动的著名的“十次起义”——因为在这些起义中孙中山主要是依靠洪门的力量。例如洪门首脑许雪秋、陈涌波参加过1907年的潮州黄冈起义；而洪门首脑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等参加过1907年的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云南河口起义。但独立之后的广东军政府自从被陈炯明领导之后，就对洪门予以了严厉的镇压。许雪秋、陈涌波被陈炯明指使人杀害；而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等人的部队被陈炯明强行改编、遣散、甚至遭到血腥的镇压。陈炯明还步一些省份的后尘，下令正式取缔三合会。孙中山公开致电支持了陈炯明的行为。象广东这种洪门组织遭到打击的情况，在全国较少有例外。

　　不单是国内的洪门遭到立宪派与革命党的联手打击，海外的洪门也一样遭到立宪派与革命党的排斥。辛亥革命胜利之后，海外洪门自持有功，有回国参政的想法。例如加拿大维多利亚致公堂致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时称：“望大哥念花亭之秘密，高溪歃血之盟。况且大总统是洪门首领，正宜成政党以慰陈近南、郑成功之亡灵，以慰同仁仰望之心。”[6]美洲致公堂大佬黄三德亲自回国，要求立案活动。海外洪门的种种参政愿望均没有得到孙中山的支持，孙中山的作为导致他与致公堂的关系变得疏远。

　　辛亥革命胜利后，为全国光复出了大力气的功臣洪门组织却普通受到排斥及打击，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亦有先例。元未，弥勒教与明教的反元大起义为推翻蒙元立下了无与伦比的功劳。但明太祖朱元璋最后却指责弥勒教与明教为妖术、妖言，“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千端万状。”[7]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即宣布禁止弥勒教与明教。尽管朱元璋的军队就是出自于弥勒教与明教。朱元璋的所作所为亦不难理解，因为这时候的朱元璋已经完成了从农民起义军领袖到地主阶级领袖的转变，即从旧的封建社会秩序的破坏者转变成了地主阶级利益的拥护者。无庸讳言，地主阶级是当时是一个非常有影响、有实力的阶级。朱元璋得到这个阶级的支持，是他坐稳江山的重要原因之一。同一道理，在辛亥革命胜利后，洪门这个旧的封建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与官绅地主阶级势若水火。同盟会继续与洪门打成一片就会失去官绅地主阶级的支持。尽管同盟会与洪门有很深的渊源，却不得不暂时抛弃了洪门。

　　不过，辛亥革命胜利后短时期对洪门的打击及查禁，并没有真正能够阻止洪门组织的发展，丧失了“反清复明”目标的洪门在困境中图存。由于国内政局长期不稳、经济不景等原因导致游民队伍不断扩大，大量游民加入了洪门，洪门势力在民国再度获得了大幅度的扩张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很多革命党人并没有和洪门彻底决裂，在后来的反袁斗争中，孙中山又重新称自己为“洪门一份子”，要以洪门“共图革命事业”，[8]洪门重新成为了孙中山的争取对象。此是后话，暂且不表。（王进整理）

[1]《湘事记》子虚子著，第1卷第18页
[2]《四川袍哥》王大煜著，中华文史出版社的《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20卷393页
[3][4]《陕军辛亥起义记事》朱新宁著
[5]《煊赫一时的风云人物尹昌衡》陈祖武著
[6]《孙中山藏档选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7页
[7]《讨张士诚檄文》，出自《平吴录》
[8]《孙中山全集》第3卷140页
图：一九一一年七月孙中山在美国筹募革命经费时与洪门致公堂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