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中国致公党建立的历史准备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中国致公党建立的历史准备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陈昌福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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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在海外的活动不仅改造了海外洪门会党，把它纳入了民主主义革命的轨道，而且教育了整整一代华侨，从而为中国致公党在海外的诞生作了重要的准备。

   一
　　1923年10月10日，由美洲旧金山致公总堂发起，在旧金山举行了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会。会议决定组织中国致公党，并成立了筹办中国致公党委员会，筹划将致公堂改为致公党的工作。

　　1925年10月10日，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会在旧金山召开。大会的主要内容是：决定以洪门致公堂为基础，组织华侨政党，定名为中国致公党；通过《中国致公党党纲》，选举陈炯明（1878～1933）、唐继尧（1883～1927）为党的正副总理；“暂在香港设中央党部，进行一切”。这次恳亲会实际上也就是中国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朱逸诞、陈浩孙、林荣石、朱仲缉等即签名给陈、唐两人发出总会正式推选证书。而这个时候陈、唐两人的日子都不好过。陈炯明因1922年炮轰总统府，背叛孙中山，在政治上、道义上陷于孤立的困境，下野蛰居在香港当寓公；唐继尧则由于军阀内部矛盾和社会阶级矛盾尖锐，统治地位岌岌可危。因此，两人都乐意接受推选去当中国致公党的正、副总理。有关中国致公党建立的史料，在经历了近70年的蹉跎岁月，历尽沧桑后早已散失殆尽。有关这段历史从1947年12月《公论》创刊号刊载的陈其尤《中国致公党之历史及现在使命》一文中所摘引的当年筹办中国致公党委员总会《通告洪门全体书》中，才得略见一斑。该通告书说：

　　“一、设立筹办中国致公党委员总会于金门（即旧金山），为海外洪门总机关，以资提事。所有各洲中国委员分会，由总会委当地昆仲筹办，而收统一之效。

　　二、中国致公党党纲，悉依第三次恳亲大会代表议决通过之党纲草案公布，以尊重旅居各国致公堂代表之公意，而符合洪门本身自组政党案。

　　三、中国致公党委员总会成立之后，即为筹捐救国费机关，捐款由驻在各国致公党汇收，直接汇回内地致公党总机关，以进行救国工作。

　　四、本年（即1925年）十月十日为驻美金门致公党总部成立开幕之期，各地如不能及期派出代表，亦须函电致贺，以表同庆。是日起，各洪门团体致公堂，均悬党旗三日，以昭大典。

　　五、本总委员会议决，举陈公竞存（即陈炯明）为中国致公党领袖，唐继尧副之……

　　六、各地中国致公党总分部，（如前日致公堂所定之七大区域及南洋、欧洲、非洲）应每部派代表一二人回国协助，参预救国大计。

　　七、凡我党员应领到本党领袖签发之证书为据，方为纯粹真正党员……

　　八、本年十月十日以后，各地致公堂，一律改称致公党。”

　　当时，墨西哥、古巴、菲律宾和檀香山等数十处洪门组织发来函电向第一次代表大会致贺。但是，由于洪门会党之间有较强的独立性，大会关于改堂为党的决议，未能在海外各地洪门团体中普遍实行，“其中尚有少数受顽固派煽动，仍主留堂，不欲改党”，“以存堂为宜，改党为非，自沪上联络美洲少数人，发出传单，冀图破坏，但总难动摇”。因而，仅有部分人从致公堂中脱颖而出，组建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政党；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堂、党并存，堂、党不分，而且这种并存的现象一直延续至今。这说明党的成立不能代替堂。历史的发展也证明党和堂分别发挥不同的作用：堂关心的是成员在侨居国的利益，没有超越“共济会”的水平；而党则不同，它在不断地向一个成熟的政党发展，它的党员从一开始也不局限于海外洪门人士，它的总部从旧金山迁到香港后，这种趋向更明显。建国以后，中国致公党中央迁到大陆以后同海外的原致公党组织或海外致公堂等侨团没有任何组织关系，而只有一段“历史渊源”的关系。

　　二
　　由堂而党、改堂为党，从根本上说是辛亥革命时期海外洪门会党自身发展水平和对未来社会认识水平的反映，而且都是同孙中山对洪门会党进行民主主义改造分不开的。

　　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第三讲中指出：“会党中有民族思想的，只有洪门会党”。而在洪门会党中，当数致公堂为“势力至大，人才至众，章程最善，财力最厚之大会党”。以美洲而言，“华侨列名于致公堂的十之八九”。与一般的群众社团不同，会党成员是通过民间的秘密结社而联系起来的有组织的群众，他们具有“守秘序、重然诺”的特点，“并尤能遵从领袖的号召”。因此，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和保皇党都曾把海外会党作为自己竭力争取的对象。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的许多骨干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知洪门缺乏文士，大可利用，有数人特投身致公堂籍，阴图夺取其事权，洪门中人不知其诈，颇为所愚”。由于保皇党人在美国的活动，梁启超、徐勤、欧菜甲等保皇党骨干都加入了致公堂，利用它来扩展保皇党的组织，扩大保皇党的影响。在他们的宣传下，美国各地纷纷成立保皇会，许多致公堂成员被拉入保皇会，仅旧金山一市“注籍会员约万人”。费城有华侨3000人，“有维新会新开，会员约华民全额之半”。1903年梁启超游历加拿大和美国前后达10个月，他在美国访问20多个城市，发表上百次演说。1905年2月康有为访问美国，同样受到华侨和美国当局的热烈欢迎。康、梁访美不只表明20世纪最初几年保皇党人在美国的势力达到了高峰，而且表明康有为那一套托古改制的公天下的大同思想在华侨中广为传布。虽然康有为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道路，但他所描绘的农工商百工之业皆公有、土地公有、无帝王君长、官府科第人皆平等的大同世界蓝图深入华侨之心，一些华侨甚至把他看成中国的希望。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的致公堂已经成为关心国内政治和前途的一个准政治社团，已不只是一般意义的会党。

　　为了同保皇党人争夺群众，扭转保皇党人在海外华侨中甚至占优势的局面，孙中山在深入侨胞、广泛进行革命宣传的同时，更注重于在会党中寻求支持。1903年冬，孙中山经洪门前辈钟水养介绍，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任职“洪棍”（元帅）。根据洪门只接受帮内人的领导和指挥的传统，孙中山以参加洪门、任职洪棍为契机，迈出了领导和改造会党的关键性一步。为便于直接向会党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在致公堂大佬黄三德和英文书记黄琼昌等人支持下，革命党人夺回了被保皇党人欧菜甲等把持的致公堂喉舌《大同时报》的大权，改由孙中山举荐的拥护革命的留日学生刘成禹任该报主笔。同时，建议致公堂全美会员总注册，倡议并领导“堂务改革”，以改变原先组织涣散、章程陈旧、各自为政的状况，进一步摆脱保皇党的影响，使之成为统一而又有战斗力的革命组织，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1905年5月，孙中山受致公堂职员委托，起草了《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和新章程80条，将推翻满清专制皇朝，实行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张输入其中，表达了致公堂“联合大群，团集大力，以图光复中国，拯救同胞”，“为大众谋公益”的宗旨。《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还明确宣布废除龙头大哥的终身制，改变以往洪门中依照“三十六部半”的等级排列的封建等级制和论资排辈的落后的人事制度；规定“所有堂友，无论新旧，其有才德出众者，皆能受众公举，以当本堂各职”。这就在组织制度上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形式，取代了以往小生产者和游民的封建性组织形式，反映了孙中山对致公堂改造所取得的成果。随后，孙中山在黄三德陪同下，赴美国各地宣传，争取各地分堂成员注册。在波士顿，孙中山会见了当地致公堂领袖司徒美堂，向他宣传在中国进行革命的道理，引导他走上革命的道路。孙中山的宣传活动在以劳动侨胞为基础的洪门致公堂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为日后致公堂由堂改党奠定了基础。

　　1905年，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1909年11月孙中山第三次赴美，12月在纽约成立同盟会分会，1910年1月在芝加哥建立分会，2月在旧金山改组旅美华侨组织“少年学社”为旧金山同盟分会，出版《少年中国晨报》。此后，同盟会在美国许多城市建立分会，旧金山同盟会也就成为美国同盟会总部。但限于美国移民条例，同盟会难以开展活动，革命工作几乎全部附属于美洲致公堂。对此，孙中山于1909年2月在给美洲致公堂的信中说；“现时美洲各部华侨，渐有归心革命之趋势，望各同志要乘机鼓舞，使革命思潮日进不已。”为了便于公开活动，也为了进一步把致公堂改造成为革命组织，1911年孙中山在旧金山建议同盟会员一律加入致公堂。致公总堂叔父大佬义兄等对这个建议“备极欢迎”，“尽释从前门户之分别，翼赞将来光复之伟业”，“开特别招贤之礼”，删除一切繁文褥礼，简化入堂手续。双方还在旧金山致公堂的《大同时报》及同盟会的《少年中国晨报》上登载联合布告，使“各埠会员一体遵照”、“洪门人士一体知悉”。

　　在两个组织联合的基础上，1911年6月，经孙中山建议成立了洪门筹饷局（亦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称“国民救济局”），拟定并颁布筹饷章程，募集革命款项，从经济上支持革命。从洪门筹饷局成立到11月9日广东光复，共筹到美金144130．41元，先后汇交香港《中国日报》社和金利源店，供应国内革命需要。武昌起义后，维多利亚和温哥华致公堂组织国民捐局，开展募捐工作。1912年，维多利亚中华会馆先后两次向北京财政部汇去国民捐款24810元，而温哥华致公堂的汇款是15000多元。洪门会党筹款之热情出于多种原因，但必须看到会党群众民主主义觉悟的提高是基本的一条，舍此他们不可能为求得后报而捐助成败未卜的革命，更不可能为与旧式会党“复明”口号大相径庭的南京临时政府提供大批款项。华侨支持革命热情的高涨，反映华侨对祖国的热爱和对革命的关注，并对她的前途寄以美好希望，祝愿中国能够从此走向民主和富强，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样，华侨在海外的处境也能够有所改善。虽然，华侨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但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已在他们中间悄然崛起，并开始培育建立具有现代意义的代表和维护华侨权益的政党的意识。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被迫逃往日本，并于1914年7月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同年11月，孙中山发出《各埠洪门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支部通告》，阐明了反袁斗争和组织中华革命党的意义，并在肯定洪门革命历史的基础上指出，“种族革命无妨多立秘密机关，以为分头并进之活动；政治革命则仗义执言，非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不足以耸国民之观听，而避外邻之干涉。今日无论各种团体，均已一体改并，万流汇源，实此意也”。孙中山以洪门成员身份，也以中华革命党领袖身份，要求各埠洪门，对外联络名义仍然可以照旧，但“其内部则一律按照总章、通则，改组中华革命党支部，以免消息隔阂，而收指臂相助之妙用”。这是孙中山对洪门会党改造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并为1925年中国致公党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以会党形式组织起来的革命力量虽说有一定的局限性，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最简捷的办法莫过于把经过孙中山的革命改造并经历革命洗礼的洪门会党组织“正式改为政党，推举领袖，遂选有学问有气魄操守功勋者出而提挚，庶几于先烈当年反清复明流血牺牲，所谋之民族革命，得以继志述事，而并完成民主建国之革命工程”。

　　三
　　改堂为党，党名虽袭称为“致公”，但从意识及内涵考察，它反映了洪门会党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在孙中山影响下所形成的对中国未来社会的构想，或谓之标志现代政党意识的“党纲”的雏形。鸦片战争以后，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的是如何拯救祖国免遭列强侵略和如何使祖国富强起来这一严峻的课题。孙中山在他一生从事救国救民的奋斗历程中，超越了他的前人，以贯通中西思想文化的学说，铸成了符合时代与人民群众需要的三民主义。孙中山最早萌发的革命思想的基本内容是“反清排满”，武力推翻异族政权，光复汉民族的主权国家。孙中山从建立兴中会起，就一直沿用洪门会党的“天运”年号，认为“天运”两字即汉兴满亡之表示。但孙中山并不仅仅停留于洪门会党的“反清复明”的种族革命思想，而是进一步撷取欧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将固有的排满的民族观念，提到了救亡图存及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高度。1904年孙中山在重订致公堂新章时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列为致公堂的宗旨，给原先以经济互助、生存自卫为目的的会党组织，增添了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纲领。这十六字在一年零四个月之后一字不易地写入了同盟会的总章。

　　这十六字纲领的前两句，与会党口号中的“反清”内容相通，而第三句“创立民国”一语，显然表明会党原先“复明”的口号已被扬弃，并确立了在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的清皇朝之后，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共和国这一革命目标，从而初步解决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的课题。正是在这一具有时代特征的民主革命和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爱国主义精神感召下，这一时期的洪门会党群众不惜献身，屡赴战阵，舍命疆场，其志已在“争共和”而不在争“复明”。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政治基础上，形成了中国致公党纲领中所表述的“本党一向以实行民族革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职志”这一奋争目标和“国是主张”。

　　十六字纲领中最后四字是“平均地权”，这是孙中山革命思想中最富于时代性和阶级特征的思想。中国自进入近代以来，由于列强的入侵和掠夺，以及封建专制统治者的残酷压榨，社会经济凋敝，广大农民纷纷破产，土地问题极为严重。孙中山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十分留心中国历朝土地制度的沿革，特别推崇古代的井田制度，认为它是古代最好的制度。他还从近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土地纲领中寻找谋求解决土地问题的借鉴。1853年颁发的《天朝田亩制度》是我国历史上农民革命思想的总结，根据“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的原则，力求达到“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大同境界。而这个大同世界是与儒家称颂的孔子的大同世界理想一脉相承的。

　　儒家大同世界的核心是“天下为公”。《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段文字往往被后人认作是孔子用来表达其政治理想的记述，实际上它是秦、汉间人所撰，是借孔子名义描绘的社会图景。它反映了秦、汉统一后地主阶级的小农经济的政治理想，是针对“大道既隐”后的“天下为家”的现实提出来的。这个美好社会是对往昔“三代”政治的理想化，它反映了封建社会里人们要求摆脱阶级剥削压迫的愿望，也是两千多年来许多思想家追求的目标，其中就包括了孙中山。同时孙中山也十分注意吸收欧美思想家和政治家有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优秀成果，不断探求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方案，最终形成为“平均地权”的思想。

　　在地主经济犹如一片汪洋大海的中国，土地制度的改革甚至涉及到革命者自己的利益。孙中山没有办法组织起社会力量，去与广泛的土地既得利益者抗衡，所以这种土地制度的改革只能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改良主义。辛亥革命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便删去了平均地权的内容。

　　虽然孙中山以往多年为中国革命奋斗，采取的是欧美的资产阶级理论，向往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但自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对世界局势、对中国革命前途的认识，就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他看到现实世界中正在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出现以后，就结合中国传统，把《礼运篇》上讲的大同世界和俄国革命后的社会主义制度直接联系加以阐述，并且开始赞美、向往这种“天下为公”的新制度。孙中山生平多次题写“天下为公”以赠中外友人，并亲自书写《礼运》大同篇，足见孙中山对于这种制度一往情深。孙中山不仅坚持“平均地权”的主张，还进一步提出了“耕者有其田”。洪门会党改堂为党，党名“致公”，表明党所追求的政治思想，是与孙中山孜孜以求的最高社会理想，即希望将来在中国和全世界建立一个以“天下为公”为原则的大同世界的理想一脉相承的。“致”、“公”合而释作“达到毫不偏私”，亦即孙中山在《重订致公堂新章》中所说的“为大众谋公益”，反映了海外华侨渴盼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有一个美好未来的愿望。隐然有“立党为公”、“天下为公”之本意。1925年10月，中国致公党正式成立。

　　由堂而党，仅一字之差，然其内涵相去甚远。洪门中有一部分人从会党脱颖而出，结成了致公党这一政治组织，说明海外华侨在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影响下，政治觉悟有了提高，组织状况有了改进，从而成为关心祖国政治的一支新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并以“民主建国革命之工程”为己任。这足见由“堂”而“党”乃是海外华侨组织觉悟的反映，是政治上的升华，是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对洪门会党的革命改造的顺理成章的结果。正如日本友人平山周所说过的那样，“中国的会党其宗旨始不过反清复明，自孙逸仙变化鞭思，至易而为近世革命党”。

　　致公堂改“堂”为“党”，跨出了向现代政党迈进的关键一步。然而，由于一些主观条件的限制，早期的致公党未能对“致公”的涵义作进一步探讨和发挥，故显得比较粗糙和科学性不足，容易与堂名相混，而且也难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真正找到“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之路。时代在发展，认识在深化。中国致公党的先辈们在中国革命漫长而又艰苦的历程中，前赴后继，英勇献身，通过自身的革命实践既重新观察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和社会改造的力量，又重新思考社会改造的理论模式，终于找到了先辈们梦寐以求的达到大同之路。从1947年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起，中国致公党作出了接受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性选择。1988年12月，中国致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总纲，给“致公”赋予了时代的新意，即“致力为公，团结奋进，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上图：1924年，孙中山摄於广州大元帅府（香港邮票）

下右图：陈昌福同志给厦门党员讲党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