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事变”与中国致公党

“福建事变”与中国致公党 --上海陈昌福

1933年11月的“福建事变”与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关系，已见于2003年11月20日《团结报》和同年12月4日《人民政协报》刊登的署名文章。但这一“事变”与粤军，与中国致公党的历史渊源，恐大多人不知其详。现略述于下。　　1925年10月10日，美洲洪门第四次恳亲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大会决议以洪门致公堂为基础，组织华侨政党、定名为中国致公党。所以这次恳亲大会也就是中国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选举陈炯明为党的总理。由于洪门会党相互之间有较强的独立性，大会关于改堂为党的决议，没有能在海外各地洪门团体中普遍实现，所以实际上形成了党堂并存，党堂不分的组织格局。　　1931年11月，致公党在香港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中心议题是解决“一大”以来党堂不分的问题。然而，由于意见分歧，大会只好既承认党堂并存的现实，又决定存堂保党，以党领导堂。“二大”以后，中国致公党中央在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中华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积极投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斗争；同时训令：“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并通过致公堂等洪门团体发动华侨积极支援祖国抗战。1933年11月的“福建事变”主要领导人中，可以确知其为致公党人的就有李济深和蔡廷锴；这次“事变”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的十九路军乃是由粤军演变而来的，并且是当年粤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部。　　李济深原是粤军陈炯明旧部。粤军是1917年孙中山先生南下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护法政府）时期建立起来的一支武装力量，是一个军团的番号，并不泛指在广东的各种称号的部队。1918年6月粤军遵照孙中山先生的命令，提师东出，护法援闽，苦战十月，击退了盘踞在福建的段系北洋军阀，并进驻漳州及闽西南27县，至1920年8月，从闽返粤讨桂。这两年间，粤军在闽西南着手建立“护法区”，“刷新政治”，“建设新社会”努力推进地方治安及政治、经济、文化事业，政绩颇著，因而在福建有一定的社会基础。1925年7月粤军改制为“国民革命军”。其第一军军长蒋介石，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以原有黄埔军为基础编成。第四军军长李济深，政治部主任麦朝枢，以原有粤军为基础编成。第四军辖有第十、十一、十二、十三等四个师和一个独立团。第一师师长陈铭枢，副师长蒋光鼐，政治部主任李笠农，后为徐名鸿。蔡廷锴为第一师下属的第28团团长。黄琪翔则为第十二师第36团团长。第四军的这些将佐几乎全都是后来“福建事变”的骨干力量，足见“福建事变”与粤军的关系之深远。　　蔡廷锴在粤军中以多谋善战闻名。1929年蔡部整编为第六十师，蔡任师长，蒋光鼐任第六十一师师长。1930年蒋介石又以六十、六十一师为基干组成第十九路军，以蒋光鼎为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1930年底，十九路军被调往江西“剿共”、1931年10月又调至京（南京）、沪沿线驻防。当时，蔡廷锴乃是粤军中被蒋介石所赏识的人。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9·18”事变，出兵侵占我国东北。翌年1月28日又在上海点起战火，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推动下，奋起抵抗，英勇杀敌，迫使日寇三易其帅，付出伤亡一万余人的惨重代价，举国欢腾。尤其是广大海外侨胞对十九路军英勇抗战，一洗四个月来政府一再相让的耻辱，莫不热血沸腾，备受鼓舞。据致公党老人告知，十九路军不仅粤籍为主且多致公党（堂）人。2月初，司徒美堂获悉：十九路英勇杀敌消息后立即在纽约安良堂主持干事会，作出三项决定：一、以致公党（堂）名义呼吁支持坚守在上海的十九路军；二、迅速成立洪门筹饷机构、发动募捐；三、组织华侨青年参加联合救国运动。会后，致公党（堂）组织侨校师生上街宣传抗日救亡活动，侨校教师宣读《商报》登载的上海淞沪抗战的报导。纽约唐人街几乎天天有华侨社团和侨胞拍电报支持坚守上海的十九路军，载着：“遥听捷音，欣慰英名”，“请坚持到底，决不后退”，“誓为后盾”，“款将续汇”等电报雪片般飞向国内。中国致公党原本由洪门致公堂改组而来，且长期是党堂不分，所以淞沪之战信息传至美国，致公党总部立即作出反应，这里既有同胞、同乡之情，也有“同志”之谊；既高扬有爱国主义的主旋律，亦当不排斥有洪门会党最讲义气的传统在起作用。　　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而在淞沪停战前司徒美堂已于4月间亲自携带侨胞捐款及捐赠物资抵达上海慰问十九路军。5月16日，十九路军与第五军（军长张治中）在苏州举行“一·二八”淞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司徒美堂代表美洲致公党（堂）组织及华侨献了花圈。　　与此相反，蒋介石认为十九路军的抗日义举破坏了他的“攘外必须安内”的政策，必须整肃。当即于1932年5月23日下令将十九路军调赴福建内战前线，阴谋借红军之手消灭十九路军。蔡廷锴在临行前向史量才告别时说：“我不遵守蒋介石的命令，抵抗日寇的侵略进攻，当然不能再留在苏州这块蒋介石的心腹之地，但抗日志愿永矢不变。” 　　1933年2月，日寇攻占山海关分兵三路大举进攻热河。热河告急。十九路军当即派出两个纵队（四个团）与广东、广西部队共同组织援热先遣队，北上抗日。5月先遣队到达湖南耒阳，蒋介石严令部队回师“剿共”。国土沦丧、民族危亡而内战连绵不息。正如蔡廷锴在和著名的新闻记者陆治的一次谈话中所说：十九路军“全军上下都从亲身经历中得出深刻教训，所谓剿共战争实际上是一种借刀杀人之计。我们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而决不是中国共产党”。“‘剿'也败，‘不剿'也败，打也完，不打也完”（蔡廷锴语），十九路军已被蒋介石逼上绝路。蔡廷锴、陈铭枢等立即决定停止对红军进攻，并派去苏区与红军洽谈，表示愿意实行双方停战。以后双方又继续谈判，10月26日，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与分区红军代表潘汉年在江西瑞金签订了《反蒋反日初步协定》。同月，陈铭枢，李济深等在香港召集会议，决定联共、抗日、反蒋，准备发动“福建事变”。黄琪翔、章伯钧、麦朝枢等参加了这次会议。　　11月20日上午在福州名胜于山山麓的南校场举行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革命政府。大会公开宣布反蒋抗日，推选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陈友仁、冯玉祥（余心清代）、蒋光鼐、蔡廷锴、徐谦、何公敢、李章达、戴戟等11人为人民政府委员，推选李济深为主席。新政府的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李济深兼任，陈铭枢任政治部主任，蔡廷锴任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十九路军总指挥。22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正式成立。关于“在福州成立人民革命政府的目的”，蔡廷锴在和陆治的谈话中曾明确表述“旨在号召全国，推翻坚持内战、对外屈膝投降的南京政府，促成对日抗战，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蔡廷锴“深信全国同胞和海外侨胞都会同情我们的政治主张”。　　驻美国的中国致公党（堂）总部获知福建人民政府成立的消息后，于12月30日通电高度赞扬“人民革命政府，秉承公意，崛起闽邦，我抗敌卫国军人，悉本初衷，誓歼巨憝（ｄｕì），且复排除党治，开放政权，揭櫫共和，建树新国，为同胞一伸积愤，为人（原件作‘两'，误）间永存正气，勿问成败，已属痛快，况得道多助，独夫必诛，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叛，义旗所指，万方景从”。电文表示中国致公党（堂）“愿竭绵力，效命新邦，并偕海外华侨，悉候驱策”。电文情词恳挚，对福建人民政府表示了完全的赞同和声援。电文由总盟长伍锐熏、正会长肖步云署名。1934年1月10日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全加致公党（堂）总办事处亦驰电拥护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电文称：“贵府成立，毅然废销党治，政权公开，并主张对内打倒媚日卖国之蒋介石与南京党府，对外则贯彻抗日救国，收复失地之初衷，正与同人人等本旨深契，逖听之余，曷胜欣忭，谨驰电贺，用表同情，尚希努力不渝”。这两份电报充分表达了中国致公党（堂）对高举反蒋抗日爱国大旗的福建人民政府的支持和肯定，也反映了华侨政党组织的爱国精神。　　“福建事变”后，蒋介石立即把进攻中央苏区红军的部队东调，镇压十九路军，从而使红军获得了打破第五次军事“围剿”的机会。当时，彭德怀曾向中共中央建议，以两个军团的兵力，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靠方志敏、邵式军的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等地，支持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战争，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军事“围剿”。毛泽东也主张“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　　然而，犯有“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不仅拒绝了这一正确的主张，而且还在1933年12月5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中指责成立一个月的人民革命政府“除了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等的空喊之外，并没有任何真正反帝与反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的实际行动”，并错误地认为“这一政府还不是人民的，而且也还不是革命的”；它“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正是为了要维持这一统治”。因而他们拒绝对福建人民政府的援助，并且把原来驻扎在赣东苏区的红军西调，让蒋介石大军从赣东苏区顺利入闽。十九路军完全陷于四面被围、孤立无援的境地；加之内部混乱，军心涣散，且有内奸叛军，仅有5万兵力的十九路军作后盾的福建人民政府在国民党中央第二、四、五路军15万人马的进逼下，终因兵力悬殊、寡不敌众，苦撑月余，归于失败。1月16日，蒋军进占福州，成立仅54天的福建人民政府“只好倒台”。“福建事变”虽然失败了，但它以鲜明的政治主张对全国反蒋抗日运动产生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事变”主要领导中的致公党人也以他们的实际行动贯彻了中国致公党“二大”抗日反蒋的方针。　　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的领导。中国致公党（堂）的抗日救国活动也得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共中央领导的重视。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中，把致公党（堂）列入中国“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之中；中国共产党愿意与他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通过“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　　“福建事变”失败，十九路军也惨遭肢解，蔡廷锴被迫解甲出洋于1934年8月28日抵达美国，与此同时，在美国的国民党特务，收买了杀手，准备刺蔡。为保证蔡廷锴的安全，司徒美堂亲自向美国各大城市的致公党（堂）组织布置保安任务，而且自始至终为蔡保镖。蔡廷锴在美国访问几十座城市，进行了一次抗日救国的大宣传，激发了侨胞的爱国情感，促进了华侨社会的大团结，在美洲华侨社会中影响极大，并为后来掀起全美华侨抗日救国运动打下了思想基础。这也是“福建事变”在推动海外华侨抗日救国运动中的影响反映。　　在1947年5月召开的“三大”以前的早期致公党，不仅在组织上党堂不分，党即是堂，堂即是党，而且带有深刻的秘密会党痕迹，许多活跃在社会上和军队中的致公党（堂）人身份鲜为人知，这也为今天了解和研究致公党早期的历史带来了许多困难，但据致公党创始人之一，洪门大佬司徒美堂所指点，“福建事变”主要领导中李济深、蔡廷锴的致公党人身份是确切无疑，担当这次“事变”的主要军事力量与粤军的历史渊源也是十分清楚。因此，“福建事变”与中国致公党，与粤军关联的历史是不应该被湮没的。
1949年7月5日，毛泽东和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合影。一排左起，谭平山、章伯钧、朱德、毛泽东、沈钧儒、李济深、陈嘉庚、沈雁冰；二排左起，黄炎培、马寅初、陈叔通、郭沫若、蔡廷锴、乌兰夫；三排左起，周恩来、林伯渠、蔡畅、张奚若、马叙伦、李立三

毛泽东主席与李济深先生握手　　李济深:1885年生于广西，1919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后任粤军一师参谋长、师长。26年后任国民革命军四军长，黄埔军校副校长，广东省政府主席，抗战中赞成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国民党的民主派在酝酿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因对李另有安排，决定暂不宣布李为主席。
		蔡廷锴（1892-1968），广东省罗定县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1932年任国民党十九路军军长兼副总指挥。1933年11月，蔡廷锴与十九路军其他爱国将领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决裂，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逐步地转向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1946年，在广州与李济深等共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