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致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1937年10月10日中国致公党中央党部成立

陈炯明总理主持“二大”，重整致公简述

陈炯明领导致公党，推动党务，整理内部，使得致公党逐渐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政党，并推出“建国主义、建亚主义、建世主义”的“三建主义”为政纲。

然而，致公党成立后，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民党及其政权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迅速扩大，中国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致公党由于在理论上尚处于幼稚状态，对国内外的形势和社会发展趋势缺乏科学的分析，从而无法形成正确的认识；党的总部又设在海外，成员复杂，通讯不畅，对于国内所发生的一系列根本变化不甚了解，这就很难就国内的政治斗争发挥其作用。

当时,致公党人抱着“秉承致公堂旧有爱护国族之精神，更新国内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合理之改革，欲由实现真正民主政治之途径致国家于富强，使人民能享有政治经济之绝大自由，海外侨胞获得强国人民所应享之平等待遇”等等的强烈愿望……

如何促进致公党切实能参加国内政治斗争之需要，如何发挥致公党的作用，在陈炯明的主持下重新提出了加强党务，解决党堂并存、党堂不分的等等问题。

五洲致公团体各区代表联合会议决组党存堂公约

因此，1931年10月初，陈炯明在香港亲自主持召开致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在香港成立中国致公党中央党部。陈炯明、司徒俊蒽、钟秀南、严锡煊、陈演生等及来自美洲和其他海外各处的代表数十人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解决自“一大”以来党堂不分的问题。

然而，由于意见分歧，各执己见，大会只好通过一项妥协、折衷的决定，既承认党、堂并存的现状，又决定存堂保党，党、堂分家，以党领导堂。在“二大”（党部成立）前夕，召开了“五洲致公团体各区代表联合会议”，会上各方争议相当，报道称“代表中有一二来源不清心存跨党别有阴谋欲以另立党名撕滅致公名义者”，大会于10月1日以“五洲致公团体各区代表联合会议”名义发表公告：其中第二条称：本会议根据五洲致公团体恳亲大会议决对於组党存堂得自由结合基此原则联合各区代表特开联合会议（此公告的代印章为“中国致公党组织中央党部办事处印”）。

组党存堂这一决定和第一次代表大会改堂为党的决议相比，无疑是一大进步。此后，堂、党自渐分离，党在组织上进一步脱离会党的影响，向现代政党发展。这次会议决定致公党总部设在香港，仍推举陈炯明为总理，陈演生为秘书长。司徒俊蒽代表致公党驻美国旧金山地方总部出席大会。

1931年10月15日中国致公党中央党部发函致旧金山、古巴及上海、天津、厦门致公党各支部，通报代表大会（联合团体）召开情况

致公党“二大”之后，中国致公党加强“中央干事会”工作、成立“中央监核会”。10月15日中国致公党中央党部发函给旧金山、古巴、秘鲁、巴拿马、纽西兰、伦敦、非洲等总部及新加坡、吉隆坡、马六甲、上海、天津、厦门、香港等支部组织，通报代表大会（联合团体）召开情况和国内形势，主要内容有：1、组织中央党部，接受陈总理领导；2、通过中国致公党中央党部临时组织法，并以附则声明，凡属致公团体人无论何时加入本党受同等之权利；3、1931年10月10日中国致公党中央党组织完毕，正式成立全党代表大会；4、遵照党章执行职权、议决一切重要党务；5、中央党部为全党的中心机关，各地方党部应内外相维，并接受其指挥，陈炯明总理为本党总理。

党务工作进一步得到强化，先后发出训令与通告：1932年1月26日致公党中央首发第一号训令；“经全党代表大会议决所有各区新旧党员一律从新登记党员。”；1932年3月15日发布第三号训令，重新规定各地组织机构名称，各地组织列表如下：“中国致公党驻金门地方总部”、“中国致公党驻秘鲁地方总部”、“中国致公党驻古巴地方总部”、“中国致公党驻伦敦地方总部”等八个国家的地方总部；有包括“中国致公党驻雪兰莪（吉隆坡）支部”、香港、澳门、上海、天津、大连、广州湾、厦门、汕头等十一个支部为中央直辖支部；还有荷兰支部，秘鲁毡乍支部、华拉分部，巴拿马箇即等分部列属于其他总部。1932年3月15日第四号训令为颁发“规章”手册之通知……；第六号通告便是更改印章的通知：三个印为1、中国致公党印。2、中国致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3、中国致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

1932年中国致公党驻港支部初届职员合影，上面悬挂的“五色旗”（中华民国初期的国旗）和“井字旗”（中国致公党党旗），也是陈炯明逝世后与其棺木相铺着的二面旗帜

“二大”期间，正值发生9.18事变，陈炯明领导的致公党，顺应抗日民主的进步潮流，一方面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实行抗日，收复失地，另方面在国内各派政治力量中首次提出停止内战、共御外侮的政治要求。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击，陈炯明写诗赞道：“天诞蔡将军，是我神明裔。百战转山河，千钧挽强臂。两粤多健儿，三军尽鹰鸷。敌忾贼同仇，国人争奋袂……自此一役后，声威播海外。鼓声乘衰竭，何难返侵地。”陈炯明的民族气节和男儿血性本色溢于言表。

“二大”之后，除了美洲原有组织外，还有大洋洲、南洋群岛及香港等地建立了新的地方组织，计有党员30余万。1933年9月，陈炯明病逝香港，致公党中央决定暂由中央干事会主持中央工作，领导党务，维持现状。由陈演生在香港负责与各国各地致公党(堂)联系工作。

据《大汉公报》1932年6月18日报道：《公论晨报》司理及美洲致公堂監督司徒俊蔥，代表驻美洲致公总堂参加代表大会（五洲洪门恳亲大会）后，于6月13日乘古总统船回旧金山，当晚致公堂召开《公论晨报》报务会兼开欢迎会，司徒俊蔥将大会经过情形详细报告及所通过的“存党组党”一案。大会的决定对内使洪门致公堂得以永久巩固。对外使致公党中央党部得以参加政治，抱救国救民之宗旨而行之，在座各昆仲对于司徒俊蒽为国为堂奔走劳碌表示非常满意，掌声大作。当晚由主席胡維琳主持，及林贤献、朱昌晃、朱逸庭、司徒棟等参加会议。并对《公论晨报》报务进行讨论，制定事则，希望各地洪門昆仲仍加努力，拥护洪門之机关报，保持成为美墨两国之喉舌云云……

从《大汉公报》的报道中证实，当年代表美洲致公堂参加五洲洪门恳亲大会的是司徒俊蒽而非司徒美堂。司徒俊蒽先后任致公党驻美洲总部书记、“四大”主席团成员、“五大”副主席。1945年5月16日在旧金山欢迎董必武等中国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上，司徒俊蒽顶住国民党的压力致欢迎词，并持续开会直结束，负责保护中共代表的人身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