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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1年以来，伴随着大批华工赴澳淘金，洪门天地会也就进入了澳洲，至今已有150年的历史。原来，天地会虽有“反清复明”的口号，但从本质上来说，它是破产劳动者实行互助互济的团体。自从传到海外以后，因为环境已发生了根本变化，他们所面临的已不是清政府和地主官僚的封建统治，而是西方殖民政府的排斥和欺压。因此，澳洲洪门就谈不上什么“反清复明”的性质，倒是更加清楚地显示出它抵御强暴，实行互助的本来面目。大批华工来到异国，举目无亲，孤苦无援，他们结拜加入洪门，目的就是为了实行互助，维护华人的生存权利和共同的利益，反对殖民政府欧洲白人的种族歧视欺凌压迫。在平时，帮助成员安排工作、调解纠纷、解救生老病死之难。据记载：“新南威尔土和维多利亚两地的义兴，早期都为他们的会员做过一些好事。它鼓吹兄弟情谊和帮助会员就业，以维护会员利益”。在发生排华暴乱时，他们通过请愿和争取社会同情，寻求合法保护。如1857年7月维多利亚的巴克兰金矿场爆发大规模排华暴动后，殖民政府开始征收华人居住税，每人每月付税1英镑，淘金华工通过向维多利亚请愿，陈述华人因境，1859年2月，维州议会决定将居住税减为3月征收1镑。1861年新南威尔士州兰明低地发生排华暴动后，有600华人要求与华语翻译官亨利(James
Henley)同住殖民政府争取合法保护，基于正义感，亨利还呈文澳洲当局，要求对华工加以法律保护。1861年8月2日的《悉尼先驱晨报》的社论，也对华工的遭遇表示同情，指出，“在任何程度上，他们都是优等的；没有人看见他们喝醉了在街上滚；没有人看见他们穿得破破烂烂，他们没有哭穷以求得大众的怜悯；他们有广泛的组织相互保护和救济，他们自己挣得很少的钱，还把一部分寄回家接济家庭”。我认为，澳洲洪门在抵御殖民政府的暴政，维护华人利益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民间领事馆”的作用。
澳洲洪门在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其它地区的海外洪门相比，有着两个明显的特点。特点之一是，基本上没有发生类似东南亚地区和美国的秘密会社那样，严重干扰当地社会和华人社区安定和秩序的帮派械斗和堂斗。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华侨来自中国的许多省份和地区，除了福建、广东两个主要省份外，还有广西省以及包罗其它各省的“三江帮”。他们都依方言划分集团帮派，因此，他们中的洪门秘密会社也受方言群的影响分成许多帮派。以马来亚为例，在19世纪，马来亚的华侨社区有5种主要的方言群，那里的洪门秘密会党就有义兴党(Ghee
Hin)；海山党(Hai San)、和生党(Ho Seng)、华生党(Wah Sang)和大伯公党(Toh
PehKong)等名目。他们之间因方言、风俗习惯与性格方面以及职业的不同，时常误解、猜疑与敌视，以至发生冲突和流血械斗。在历次冲突械斗中，秘密会党都充当着主角。这种华人帮派斗争，在马来亚史上发展成著名的1862年及1872年两次拿律战争(Larut
War)。而澳大利亚的华侨，尤其是淘金时期的华工，主要来自广东省的珠江三角洲，部分来自福建南部，他们大多按县籍同乡聚居。关于闽粤早期赴澳华人的精确人数，已无详细的记录，但我们从巴拉腊持现存的华人墓碑，可以看出移民来源的梗概。在现存的华人墓碑中，明确记载死者县籍的共480块，其中来自宁邑(新宁县)的有250块，占总数的52％以上，来自会邑冈州(新会县)的有123块，约占总数的26％，其余107块分别属增城、香山、开平、番禺、东芜、顺德、鹤山等县籍，没有一块是外省人的。由此我们可以想见，这些人聚居在一个地区，他们都讲同一种方言广州话，具有相似的体型、思想和性格，彼此间的矛盾和冲突自然要少得多。所以在澳洲洪门史上，除了1904年义兴与保良社因鸦片赌博的利益冲突，在墨尔本小伯克街发生猛烈的械斗外，几乎没有什么由华人秘密社会引起的暴乱和流血事件。而且保良社在1904年与义兴冲突之后名誉扫地，终于在1912年解散。
澳洲洪门能较早地走向统一，除了澳洲华人大多数来自广东，矛盾较少的因素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澳洲洪门拥有李元三、梅东星、黄柱稳、李元信等这样一批组织能力很强，在澳洲洪门和华人中有极高威信，甚至在澳人社会也颇有信誉的领导人。我们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曾提到的李元三，1831年出生于中国，1862年到澳大利亚，先在巴拉腊特和本迪戈当金矿工，然后至墨尔本经商。他遍游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和塔斯马尼亚，具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经验，长期与维多利亚义兴有联系，本世纪初即担任墨尔本义兴的领导人，至1911年，他领导的义兴会员已有3000人。他是维多利亚华人中一位杰出和受欢迎的人物，在辛亥革命反清斗争和澳洲洪门实行联合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梅东星1831年生，广东四邑人，1852年移居澳洲新南威尔士，他领导新南威尔土义兴达55年之久，吸收了约3000名会员，1919年在悉尼逝世。黄柱稳，广东四邑人，1878年至澳大利亚，在新南威尔土的朱尼定居，经营小麦田产和羊毛出口代理，是梅东星的忠实追随者。由于他好交际、谦虚、诚实、慷慨大方，成为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华人中颇受欢迎的人。他结交的许多朋友中，有华人，也有澳大利亚人，1913—1919年被选为新南威尔士总理的W．A．霍尔曼，就是他的亲密朋友。本世纪的前30年，他一直是新南威尔士和联邦华人共济会的最高领导人之一。在他的领导下，新南威尔士华人共济会团结一致，成为20世纪20年代该州华人社会的一股重要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对促进澳联邦华人共济会的联合，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19世纪中叶大批华工移居澳洲以来，至今已有一个半世纪。在这一个半世纪里，华人从事过淘金、蔬菜种植业、家具制造业、工商业、城市建设等各种行业的工作，尽管遭受到排华运动和“白澳政策”的苛待与歧视，但他们不屈不挠，顽强奋斗，为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他们又带来了中华文化，为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而澳洲洪门在这一过程中，在团结华人，实行互助，以及推进与澳人社会融合等方面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王进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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