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间进入公元2003年，一场名曰“非典型肺炎”的疫病，以很快的速度在中华大地传播，它的肆虐给许多人的工作生活都带来了变化，我们的主人公戴龙也是其中一位。
非典到来之前
现年45岁的戴龙，是厦门市卫生防疫站慢性病防治科的科长，主任医师，湖南医科大学的医学硕士,同时还是厦门市政协委员，致公党党员。参加工作以来，戴龙一直从事慢性病的防治研究，他曾经参与了科研项目《鼻咽癌病例家族史及其家族成员EB病毒壳抗原抗体调查》，并获得1987年度湖南省医药卫生科技成果三等奖；进行医学研究的同时，戴龙还撰写了不少医学论文，国内外的多种医学杂志都将其作品收录；此外，他对传染病的防治也有一套经验，1988年湖南省南部甲型肝炎爆发流行，当时在县防疫站工作的他就曾主持调查工作，科学的调查给肝炎的防治带来了显著的效果。研究生毕业来到厦门工作后，戴龙继续从事着自己钟爱的专业，1997年7月他被聘为福建省预防医学会地方病学会第三届委员会委员，并开始主持“厦门市疾病监测系统的建立与应用”研究项目的研究工作。
如果没有“非典”，戴龙也许还是会象往常那样进行肿瘤、糖尿病等慢性病人群的普查工作，力求找出预防这些疾病的办法，以减轻人们的病苦。然而美丽洁净的花园城市厦门，却也受到了非典病毒的侵袭，3月31日厦门出现了首例非典患者，于是戴龙的工作生活便在接下去的整整一个月时间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特殊的被隔离者
4月1日上午，戴龙按照厦门市卫生局的指示，来到收治非典患者的第一医院，指导院方完成隔离病房的建设。任务刚完成，当天下午上级又给他下达了最新指令：迅速赶到厦门市某疗养院，戴龙交待好了手头的工作，匆匆赶到了该疗养院。
环境清幽的疗养院，位于环岛路附近的一个山窝窝里，是个人迹罕至的地方，到指定地点后戴龙才得知，这个疗养院现在成为了非典时期的流验点，用来隔离“非典”患者的密切接触者。而上级交给他的任务就是协调流验点的所有工作，医学观察、病房检查、关心被隔离者的生活、作好他们的思想工作都是他的职责，每天的24小时都要高度戒备陪着这些被隔离者。于是从这天起一直到4月30日，整整一个月时间戴龙就这样陪着密切接触者，和他们一起度过了难忘的隔离期。一般的密切接触者隔离期不会超过15天，而戴龙和他的同事却在这人迹罕至的流验点呆了30天，送走了两批密切接触者，可以说他们是在厦门被隔离时间最长的人，是特殊的被隔离者。
与密切接触者零距离
和医院的医生护士直面非典病患不同，戴龙和他的同事面对的是非典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是因可能感染非典而被隔离的人们。“在这段抗击非典的日子里，我们的工作是寻找并接收这些密切接触者，然后观察他们的体温，作好医学调查，教给他们隔离、防护和消毒的知识，，关心他们的生活问题，作通他们的思想工作，此外，我们还要作好数据统计，每天定时向省里报告”，在对这难忘的三十个日夜进行工作总结时，戴龙如是说。
4月1日，流验点一确定，戴龙便开始着手准备接收第一批39个密切接触者。这39人同属于厦门某公司，相对来说比较集中，也易于管理，因此很快地他们便被送了进来。非典患者大都是在被感染的第5-7天发病，所以这批密切接触者刚进来的前5天，是戴龙和同事们最紧张的时候，他们和这些被隔离人员朝夕相处，零距离接触，每天必须定时给他们测量体温，密切注意他们的身体状况，进行流行病学的检查，发现其中出现异常状况就须立即送往定点医院收治。
在经历了十几个紧张的日夜后，戴龙和同事们终于可以确定这批密切接触者身体状况良好，基本排除了被感染的可能。就在这39人的隔离期结束大家准备松口气的时候，4月15日，又出现了一批密切接触者，他们和一名非典患者同乘一架飞机，是40多名散居各处的旅客。
流调人员的头疼与辛酸
“在非典爆发的这段时间，令我们流调人员感到最头疼的就是联系密切接触者，然后把他们接到流调点了。”回忆起那段紧张的日子，戴龙这样给我们介绍工作时遇到的困难。
第二批40多名密切接触者分散于各处，为了尽快联系到他们，以免病毒继续扩散，戴龙和同事们迅速投入了联系工作。他们首先从航空公司了解到密切接触者的联系方式，然后便开始频繁地打电话和他们联系，频繁地出车把他们接到流调点。“我的小灵通以前充一次电可以用将近一星期，这次为了联系密切接触者，才一天时间电量就耗尽了”，说到那时的联系工作量，戴龙直接举出了这么个例子。经过大家的努力，这些人找到了，可是又一个困难横在了大家面前：许多密切接触者手头有重要的工作，他们不愿意被隔离，对隔离有抵触情绪。戴龙和同事们此时又作起了思想工作，晓之以礼动之以情，总算是把他们都接进了流验点，将感染非典的危险带到了自己身边，使流验点外的市民安心生活。
与外界隔离是孤独的，因此一些密切接触者在进入流验点后情绪不稳定，进而对工作人员也产生抵触情绪。一些人不理解工作人员的消毒工作，反而让他们“滚蛋”，说他们身上有病毒，会传染给自己；也有一些人在流调点内抱定享受生活的观念，向工作人员要酒要烟，为了使他们情绪稳定，工作人员都要尽力满足他们的要求，把辛苦和辛酸留给自己。在戴龙和同事们的悉心照料下，这第二批密切接触者情绪逐渐稳定，
经过15天的隔离观察，戴龙和同事们确认他们中也没有人感染上非典。
“我差点被送去医院”
如果说这段隔离期里最令戴龙“惊魂”的事情，大概要算是他自己在进入流验点十几天后开始发烧感冒这件事了。
第一批密切接触者刚走的第二天，戴龙突然感觉到自己身体不适，一测量体温，才发现自己发烧了。在非典这个特殊时期，发烧发热几乎成了一个极度危险的讯号，身为医生的戴龙也在对身体作着自我判断，他认为自己的发烧是由感冒引起的，应该不是感染上非典，不用送去医院，至于发烧引起的头疼，他可以通过每天服用“芬必得”来控制。同时为防万一，他又叮嘱同事们，如果持续发烧不退，就把自己送往医院。事实证明戴龙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在服用了一些退烧药后，从第二天起体温开始下降，总算是排除了感染非典的可能。
尽管生命曾面临过危险，但在被隔离的三十天里，戴龙却没有和家人见上一面，生活必需品通常是家人送到单位楼下，然后他再取回；而因为工作的需要，他甚至没有把自己办公的确切位置告诉家人，想家了只能家人打个电话，好报个平安，让家里人放心。
对非典的理性思考
4月30日，在送走两批密切接触者后，戴龙接到上级让他撤离流验点的命令。5月1日是献给普天下劳动者的节日，经过了30天的劳碌，戴龙总算能够稍事休息了。可是法定假日还没有过完，5月2日，他又走上了正常工作岗位。
从流验点出来后，厦门市的很多媒体都要求采访戴龙，面对记者，戴龙提出了社会对被隔离者的人文关怀这一问题，为被隔离者说出了心里话：在流验点里被隔离的密切接触者很孤独空虚，而同事领导对他们却不闻不问，使他们感觉受到歧视。身为医生戴龙认为，这些密切接触者为了不把病毒扩散，而自愿失去自由被隔离，其实是在为社会作贡献，因此他呼吁社会大众应该更多地关心他们，而不是疏远他们。
时至今日，厦门仅有的两例非典病人都已经治愈出院，和他们密切接触的人们中也没有新的感染者，非典的阴影似乎远离了厦门，但从全国范围来看，非典患者仍然有几千之众，非典之患远未平息，戴龙和他的医疗事业同仁依然大任在肩。对于接下来的工作，戴龙充满了信心，他乐观地估计5月份非典疫情就可以得到控制，气温升高不利于病毒存活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医疗技术的发达，以及隔离措施的得当。从他那坚定的神情和灿烂的笑容中，我们也可以相信，有千千万万戴龙这样的医疗工作者，抗击非典的胜利就在不远。（致公党
蔡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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