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致公党福建省第六届副主委，致公党厦门市委主委卢炬甫，1947年出生于湖北大冶，意大利留学归国，厦门大学物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致公党中央委员，原致公党安徽省委副主委。社会任职有：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天文学会恒星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引力相对论学会理事、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会员。
1993年，卢炬甫教授获得首届中国青年科学家奖后，中国青年记者徐家良曾以“唯一的卢”为题对他进行了报道。确实如此，他是当时获奖者中年龄最大的一个，按45周岁的申报最高年龄，再过26天就不能申报了；他也是天文学科唯一候选人、获奖者(终审申报者只有3人)；他还是所有获奖者中最没有“资历”的，在此之前，他的履历表上一片空白，什么奖也没得过，不光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连校系两级的“末等奖”也没有得过，因为他嫌麻烦，从未申报过。此次获奖，卢炬甫一鸣惊人。
其实，这些都是表面的现象，真正走近卢炬甫，你就会了解他赶上人生“末班车”，奋力攀登科学高峰的心路历程，这里面包含着曲折、艰辛和不甘沉沦的坚强。
求 学
一个人一旦功成名就，人民往往喜欢追溯他的少年时代，并附出许多不同凡响的事情来，哪怕以前并不觉得有什么异样的地方。但在卢炬甫的身上我们却无法找出这种“先兆”，他实在是个普普通通的人。
1947年8月，正是江汉大地酷暑难消的时候，卢炬甫出生在湖北大冶县城关镇的一个寻常百姓家。大冶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唯有矿产比较著名，有“天地一洪炉”之美称，除此之外，别无长物。卢炬甫的父母文化程度都不高，母亲是个家庭妇女。父亲40岁开外才得了这个儿子，自然是喜不自禁，望子成龙心切，希望孩子能读点书、识点字，做个文化人，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一点贡献。当时，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县城里连幼儿园都没有，所以，4岁半的时候，卢炬甫就被送去上小学。每天早上，母亲都不忍心叫他起床，因为常常是一边给他穿衣服，一边他还在半梦半醒之间。就这样，在同龄人承欢膝下的时候，懵懵懂懂的卢炬甫竟然顺利地完成了小学学业，成绩还相当不错。
到初中二年级时，学校动员他跳级上高中，父母觉得他年龄太小，没有同意。多年以后，他感喟地说：“这是父母给我除生命以外的最大恩赐，以为如果我按常规到7岁上学，恰好在文革爆发的1966年高中毕业，我将会失去上大学的机会而成为一名‘知识青年’，我的人生道路也就会更加艰难。”
小学、初中、高中，卢炬甫一年一年读了过来，他发自肺腑地感激那些清贫乐观、默默奉献的小学、中学教师们对他的辛勤哺育，他们那种平淡而又真实的人生轨迹，深刻地影响了卢炬甫的人生观，“淡泊名利，默默耕耘”成为他日后的处事准则。他至今还与读小学时的班主任陈知明保持着联系，执弟子礼。陈老师当初从二年级一直带他到六年级，给了他学多特殊的关心和照顾以及学习上的引导。但在家里，父母在学习上却无法给他什么指点，所以，课余时间主要靠自己钻研。那是在初中二年级的一个冬夜，卢家来了一位亲戚，说起中国科技大学的情况。这所刚刚创办一年的大学，以其培养高级尖端科学人才的宗旨和华罗庚、钱学森等一大批著名科学家亲执教鞭的独特优势，强烈地吸引了这个12岁少年的心。至今，卢炬甫还清楚的记得他当年坐在火盆旁神往科大的情景，那时，他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考入科大读书。
整整5年后，1964年，卢炬甫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接到了科大化学系的录取通知书。这时候，父亲已经来不及品尝孩子初次成功的喜悦，于一年前因病去世。姐姐已经参加工作，但还有两个弟弟尚未成人，一家人依旧过着清贫的日子。虽然，卢炬甫在大学里得到国家助学基金的资助，但他仍然无法想象母亲是怎样含辛茹苦供养弟弟们继续上学的。家庭的变故和生活的重压，让这个17岁的少年早早成熟起来。
从跨进当时校址还在北京西郊玉泉路的中国科技大学的大门的那一刻起，卢炬甫便信心百倍，他感到通往科学高峰的道路就在脚下，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课堂上，细心听讲、认真思考；课余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也许在现在人的眼里，这样的生活该是何其单调、枯燥，然而卢炬甫并不觉得劳累，相反，他感到大学生活是那样的充实和美好。他在为自己的未来、也为祖国的昌盛勤学苦练，吮吸科学的营养。
迷 惘
然而，美好的生活仅仅持续了短短两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就铺天盖地地席卷而来。一开始，卢炬甫和学多那个时代的青年人一样，也曾被这场风暴所附着的那层神圣的光环激动过，有过短暂的热情，但随着运动的狂燥和非理性化，卢炬甫陷入深深的迷惘之中。这是一个容易使人产生人格裂变的时代，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了，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情谊也罩上了一层阴影，百无聊赖的生活伴着空虚寂寥的心情，卢炬甫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失落和痛苦。那段时间里，他和同学们去过农村割麦插秧，去过外地开山筑路，紧张的体力劳动，多少冲淡了他无尽的烦恼。
1969年底，随着中央一声令下，中国科技大学开始从北京迁往安徽。当时，学校只剩下64和65级学生，随同迁往安徽省。简陋的校舍，杂乱的环境，没有实验室，也很少有研究条件。因为受到政治运动和迁址重建的影响，事实上，纷乱的校园里已经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次年8月，卢炬甫“学成”毕业，被分配到湖北省。他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凄迷的夜晚，独自一人站在一艘溯江而上的客轮甲板上，天黑沉沉，两岸偶尔闪过几盏渔火。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的生命之舟将漂向何方，也不知道随身携带的那一箱子大学课本和参考书，还会有什么用途，他只是舍不得把它们丢掉······
踏入社会的第一课就是去部队农场参加体力劳动。农场位于湖北省钟祥县，这是一个军垦农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被编成连队，由解放军干部带领着。农场里房子不多，卢炬甫和部分同学就住在原先是关牛的草棚里。多年以后，谈到这段经历时，卢炬甫不无辛酸的说：“一开始，每到傍晚，牛们就习惯地踱到我们的‘家门口’。”后来，大家运来了砖瓦泥沙，自己动手砌墙，盖起的新居居然还像那么回事。体力劳动当然很累，经常是一天农活干下来，累得连饭都懒得去吃，但毕竟是年轻人在一起，谈笑说唱热热闹闹也是常事。而且，最让卢炬甫高兴的是每个月有了42元的工资，终于可以寄钱给母亲，尽一尽人子之孝了。然而，也就仅此而已，科学仍然是禁区，可供卢炬甫阅读的只有《毛泽东选集》和《资本论》等寥寥可数的书籍。那时，有个学生借助读英文版的毛泽东著作来温习英语，这一行动也理所当然地被制止了。卢炬甫只能将科学梦埋藏在心底，他的那箱书仍然孤零零地缩在床底，受到冷落。
一年半后的1972年，卢炬甫被再次分配到鄂西北郧阳地区的十堰市中学当了一名中学教师。堰者，沟也。十条山沟而能称其为市，是因为国家要在那里兴建第二汽车制造厂。现在的二汽和十堰市都已经颇具规模了，但在70年代，十堰市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山城，生活很艰苦。当时，学校在一个小山坡上，卢炬甫就住在用芦苇席搭盖而成的房子里，自来水常常供应不上，要到山下去挑水，停电也是家常便饭，有时候一停就是几个月，只好用墨水瓶做成的煤油灯照明，一个晚上下来，鼻子里满是油烟。那时侯，学生不愿读书，教师也没法教书，没有专业书籍可看，也没有实验室，卢炬甫就带着学生们在校办农场开荒，还去农村支援夏收和秋收。卢炬甫感到非常消沉，同时他感到埋藏在心底的科学之梦以更加尖细痛楚的方式撞击着他。
1974年暑假，卢炬甫回到大冶家中探亲，不巧生了一场病。一连几天躺在床上，外面世界的纷繁和喧闹像梦幻般被堵在了窗外，卢炬甫感到从未有过的寂静，他百感焦急，思绪万千。整整十年前，就是在这间屋子里，他如愿以偿地接到科大的录取通知书，当时年轻气盛，豪情满怀，真有一股子“乘长风破万里浪”的劲头。如今，这一切竟恍若隔世。一生何求？难道真的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虚度？难道献身科学的梦就这样彻底破灭了？卢炬甫在心底呼喊着：不!决不! 返回十堰以后，卢炬甫注意到，随着邓小平同志的复出，科学界出现了“冬天里的春天”，明显的迹象之一是一些学术刊物复刊了。紧接着，《复旦学报》组织了对一个科学问题的讨论，几个月后还真的给登了出来。卢炬甫欣喜若狂，他开始振作起来，取出了箱子里的大学课本，一边复习，一边自学新的内容，这在当时，仍然是顶着压力和风险，因为“白专”道路的大帽子时刻都有落下来的危险。况且他还苦于无人指点、信息闭塞，独处深山斗室之中，不知道哪里是学问之门。
靠 港
卢炬甫在中国图书馆里仅有的几种刊物里搜寻着，几篇署名“中国科技大学天体物理组”的学术文章吸引了他，他的眼睛为之一亮：原来母校的老师们已经重新起步，恢复了科学研究工作。卢炬甫像在漆黑的夜晚找到了北斗星，心理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他通过写信的方式向母校的老师们求教，和他们建立了联系，并得到了热情的鼓励和帮助。凭着仅有的这一点希望和憧憬，卢炬甫毫不忧郁地调整了人生之舟的航向，重新向科学的路上驶去。
1976年，十年浩劫终于结束，科学的春天也来临了。当时，已在安徽省合肥市“安家落户”的中国科技大学历经磨难，元气大伤，特别是教师力量损失惨重，因此，学校决定调回一批“文革”中毕业的学生，进行“回炉”培训，以补充师资队伍。那时，原科大党委书记刘达同志已调到北京工作，他专门写信向学校推荐了卢炬甫。1978年5月，卢炬甫像一只在风雨中飘摇已久的船，终于靠近了港湾，那一年，卢炬甫已过“而立”。还是这条长江，还是这样漆黑的夜晚，八年前，他逆流而上，八年后，他又顺江而下。卢炬甫感到兴奋和欣慰，同时又觉得胸口隐隐作痛——八年的光阴，事业上的损失无从估量。
回到母校后，他正式参加了天体物理组的工作。为了夺回失去的时间，他恨不得能生出三头六臂。他如饥似渴地聆听老教师们为高年级学生和青年教员开设的课程，以弥补和巩固基础知识。同时，因为学校教员奇缺，他也不得不临阵磨枪，仓促上马，走上高高的讲台。
苦 读
时间进入八十年代，正是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方针逐步实施的时候，国门隆隆开启，在“求学、强国”的理想召唤下，一批风华正茂、年富力强的学人奔赴海外。卢炬甫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知识基础还太薄弱，必须吸收国外先进科学的素养，否则难有作为。1981年得，他申请到了澳大利亚国际高等研究生院的一份奖学金。尽管对妻子和女儿牵肠挂肚，不忍远离，他还是心一横、踏上西行之路。
卢炬甫到达意大利的那一天正是1982年的元旦。这对他来说的确标志着一个新的开端。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发祥地，达芬奇、但丁、伽利略这些伟大的名字早已使他心往神驰，近代天文学的奠基人哥白尼也曾在这里留学多年。研究生院所在地的里雅斯特市，濒临亚得里亚海，风光如画，然而文化古迹和碧水蓝天，都不能使他心情轻松。回响在他耳畔的，是但丁的《神曲》里面写在地狱的入口处，而马克思认为应当也写在科学的入口处的两句话：“这里必须根除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因为，卢炬甫亲眼看到，就在神州大地裹足不前的时候，西方国家在医治战争创伤的基础上已经实现了经济和科技的腾飞。他已经35岁了，才开始读研究生，而他那些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同学，都比他年轻十几岁。岁月不饶人啊，他赶上的是人生的末班车，这不允许他再有丝毫的犹豫和怯懦，他只有咬紧牙关，奋力追赶。
在意大利，卢炬甫一共度过了4年光阴，用“四年如一日”来形容他的留学生涯，一点也不算夸张。在这里，他选择了黑洞这一研究领域。黑洞是依据大科学家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理论所预言的一种有着极强吸引力的奇特天体，其基本特征是有一个边界，称为“视界”，任何物质，被黑洞吸引而朝着它坠落，一旦落入视界，就不可能重新逃逸出来。言其“黑”是因为连光都无法逃逸出来，言其为“洞是因为所有物质有来无回，犹如落入洞中，此即黑洞名称之由来。按照天体物理理论，大质量恒星演化到晚期都会坍缩为黑洞，大多数星系，包括银河系在内，其核心也都有巨型黑洞，所以天上的黑洞应该很多，但迄今为止，有较确凿证据的黑洞只找到几个，这是因为很难观测到它们的缘故。黑洞研究是当代理论物理的重要前沿领域，是新物理学的一个重要的生长点，将带来人类物质观、时空观的重大变革。
卢炬甫知难而上，依然选择了这一前沿领域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这也就是注定他的生命路程将会比常人更加艰辛。在意大利，他的词典里没有周末和节假日，只有工作日。他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几乎不离开计算机和书桌。研究生院在郊区，他每天都赶最后一班车回市内住处。他付出的心血远远超过那些外国同学，这些他毫不在乎，他觉得以他的年纪再来读研究生，本该如此。问题是他是个重感情的人，他时刻牵挂着远在万里之遥的家，女儿体弱多病，不知上过多少次医院，生活的重担和心理上的负担都压在妻子的肩膀上，她能承受吗？有一次，女儿得了腮腺炎，医院发出了病重通知书，幸亏抢救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妻子怕他过分担心，影响学业，在孩子病愈出院后才写信告诉他，卢炬甫手捧着信，心如刀绞。
这一切代价换来的是，他的所有课程的考试成绩都是A，1985年，他顺利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其研究成果在国际一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随后，加拿大女王大学邀请卢炬甫去做博士后，他在那个辽阔而整洁的国度里工作了一年半时间。
返 航
那时候，卢炬甫感觉自己已经受到完整而又严格的专业训练，已经具备独立开展研究工作的能力，他的导师也很欣赏他的工作能力，在意大利和加拿大，他的导师都向他发出留下来工作的邀请。他面临着人生的重大选择：在国外定居还是回国报效？应当说，前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国外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比国内好得多，人际关系也不像国内这样复杂，孩子受教育的条件优越，就业的路子也比较宽。卢炬甫说：“我非圣人，这些都曾对我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他曾想过要把妻子和女儿接到国外长期呆下去，但最后，他还是婉言谢绝了导师的邀请，选择了走另一条路——回国报效。
谈到原因，卢炬甫深有感触地说：“科学固然没有国界，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做出的科学成果固然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但是科学家却属于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就好像爱因斯坦一样，他的杰出成就当然是全世界的财富，但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他是犹太人。中国人的价值，应当首先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就能使炎黄子孙振奋精神，就可以让祖国令世人刮目相看。这样的念头对于身处异域的人来说，会感受更加深刻。从欧洲到北美，除了意大利和加拿大外，我还去过不少国家，接触过许多不同层次的人，当然其中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他们一般都很有礼貌，很友好，但他们那种有意或无意间流露出来的优越感，却让我难以接受。他们内心里瞧不起中国人，认为中国的辉煌早已化为历史的烟尘，而现在的世界是他们的。而且，对于中国人来说，参与国外的竞争，机会并不均等、并不公平。我们做出十二分的努力，却难以得到十分的回报。在海外，无论老板对你多客气，你始终不过是一个受雇于人的高级劳工，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心理的压力是巨大的，紧张和寂寞对于一个人的伤害，甚至可以抵消物质生活的优裕所带来的满足。因此，我必须回国。尽管回国后，我未必一定能做出什么了不起的成绩，但立足国内，至少我会觉得比较塌实，比较平和，比较安心研究工作。”
1978年，卢炬甫终于回到阔别5年多的故土。校园依旧，乡音依旧，不同的是女儿已经小学毕业，长成亭亭玉立的少女了，如果不是和妈妈一起到机场迎接他，卢炬甫简直认不出她了。
冲 刺
84～88年这五年左右时间，包括在意大利读博士学位、在加拿大做博士后和回科大的初期，是卢炬甫在科学高峰奋力攀登并取得重要研究成果的时期。 他觉得研究绝不能靠小聪明，也绝不能急于求成，而要下苦功，全身心投入。读博士时，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是常事，在加拿大时也是一干就到深夜一点多钟。在稿纸和计算机上经过千百次的尝试——失败——思考——再尝试的反复，成果终于一步步逼近了。他找到了黑洞周围物质运动方程的一个精确解，这是国际同行承认的迄今为止所知道的仅有的两个精确解之一。前一个精确解是70年代由一个外国学者找到的，是没有角动量的物质的运动解，卢炬甫得到的解是角动量的物质的运动解。他和他做博士后时的导师Abramowicz联名发表在国内中文刊物上的一篇文章，证明了黑洞周围我制运动方程在给定边界条件下解的唯一性。英国剑桥大学天文学家安德森和美、日等国家的专家，对卢炬甫在证实爱因斯坦关于天体和动的预言的进程中所取得的世界级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卢和Abramowicz定理”，被国际学术界同行广泛引用，并被写入有关专著。对于这 两项成果，卢炬甫很看重，因为他表明在人类认识自然的历史上，留下了中国人的足迹。
回国后的卢炬甫，一直在科大工作，上课、带研究生、做研究，期间也短期出国过几次。他没有在前进的路上稍作停留，顺便欣赏一下一路风景。乘上“末班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依然如旧，促使他一如既往地选择了拼搏。他在给研究生上课的同时，继续在天体物理的前沿领域努力奋斗。10年中，他在《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天文学报》、《天体物理学报》以及欧洲的《天文和天体物理学》、美国的《天文学杂志》等众多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学术论文50多篇，其中有很大部分属于国际学术界核心期刊，他的许多观点和论据被国际同行所引用。他先后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攀登计划项目、中科院天文委员会特别支持项目、中科院院长基金项目等近10项，研究内容基本上还是围绕黑洞领域，但有两个方面的扩展：一是以前主要研究不转动黑洞，现在则研究更为复杂的转动黑洞；二是以前研究的黑洞周围物质运动比较单纯，现在则推广多种运动形式，如吸积、风、喷流等，还有激波过程以及黑洞赤道面外的物质运动等复杂情况。他的这些研究工作将获得对黑洞周围物质运动的较为完整、系统的认识，为证实广义相对论的预言做出更大的贡献。
他总是感觉到时光飞逝如电，而他有做不完的工作。所以，许多年以来，他几乎没有申报过什么奖励。按他的说法：“层层推荐，层层审批，说不定那一个中间环节一卡，黄了。我不愿费那个脑筋，也不大看重什么奖不奖。而且有些奖励，个人没有资格申报。”卢炬甫没有报奖，但学校并没有忽略他的研究成就。1992年6月，中国科技大学决定破格晋升他为教授，为此，他花费了一点时间，对自己的科研生涯作了一次简单的回顾和总结。正好首届中国青年科学家奖评审工作开始，采取自由申报方式，“一竿子从天上捅到底下”，卢炬甫有心检验一下自己的研究水平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于是把评教授用的现成材料复印一遍，送到中国天文学界最高权威——中科院院士陈建生、熊大闰等老一辈科学家的面前。经过严格审评，卢炬甫以其杰出的成果独占鳌头，圆了他心底的一个梦。
生 活
卢炬甫的妻子李静，是他在十堰市二汽厂子弟中学教书时相识的。李静是武汉人，当时作为知识青年被召工到二汽厂。从此，这个漂泊多年的游子有了安逸温暖的家。卢炬甫回忆说：“与李静相识相知，是这段艰苦生活中的最大收获。”李静现在是科大基础物理中心的实验师，本身工作就很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实验，琐碎而又复杂，但是她仍然全力支持卢炬甫的工作，尽量为他减轻生活上的负担，使他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中去，全无怨言。干家务活，卢炬甫是地道的无能也无心，一次妻子出门一会，叫他留意炉子上的饭，结果饭烧糊了，邻居都闻到了焦味，而他却不知道。有时候，他一人在家，外面下雨他也没有感觉，阳台上的衣服被淋湿是常事。另外，他对除了教书和作研究之外的很多事都嫌麻烦，身上衣服要添置了，妻子“求”他买一件换换，他总是不为所动。她只好替他买，有时不是大了就是小了，但卢炬甫不在乎，买什么穿什么。偶尔，卢炬甫也陪妻子和女儿上街，但目标不同，卢炬甫只进书店，妻子进商场，互不干扰，到了约定的时间和地点，自然会合一处打道回府。女儿而在他的影响下，也渐渐养成了逛书店的习惯。卢炬甫很感激他的妻子，他说：“我觉得，评价一个人应该从两个方面看，一是才，一是识。有些人有才未必有是识，而她是个非常有识的人，可以说深明大义。”
有人会认为，卢炬甫醉心于科研，肯定是个书呆子型的人物，其实不是这样。在李静的眼里，卢炬甫是个有血有肉、感情丰富的人。李静说：“事业是他人生中的最重要的饿东西，但是在生活中，他还是一个兴趣广泛、爱好颇多的人。比如说音乐，他既钟情于古典音乐，又不排斥流行歌曲，偶尔还会在家里引航高歌，很投入，以至于首先感动了他自己。再比如读书，除了专业书籍，他也读‘杂书’，文史哲、小说、报刊，几乎无所不读，尤爱文学、历史，他觉得泛读是一种丰富，可以帮助他开阔视野，帮助他做适当的调适，帮助他写出更好的文章。”确实，卢炬甫家中“杂书”很多，而且通常是文史方面的专业书籍。这种兴趣缘自初中时候，以至于高考时曾在学“文”和学“理”之间徘徊过很久。当时他想，搞自然科学研究的人以文史为业余爱好的名人不少，而反之则不然。因此，他选择了科学研究，认为搞科学研究，可以兼顾文史爱好。现在，卢炬甫家里的文史书籍多得读不完，他自信可以和学中文的人吟诗颂词，可以和学历史的人谈论古今，可惜的是由于工作忙，很少有聊得淋漓酣畅的时候。他的另一大爱好就是旅游，他曾经过世界上大约30多个国家，饱览了世界各国的风光和风土人情，从中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旅游资源最丰富，中国的自然、人文景观最美，只是欠缺管理和服务。他觉得这些业余爱好对他非常重要，因为能开阔眼界，开阔胸襟，而搞理论研究的大忌之一正是闭门造车、孤陋寡闻。
获了奖，出了名，但卢炬甫一如既往，衣着朴素，行色匆匆，耕耘在中国科技大学这块科学的土壤上。他总是有一种感觉，而对卢炬甫来说，这种感觉在首届获奖中由于他的“唯一性”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因此，一方面他奋斗不息，抓紧一切时间弥补失去的损失；另一方面，他不无遗憾的感觉到，一生中最富于创造活力的时期毕竟已经失去了。他说，苏轼39岁便自称“老夫”，欧阳修40岁以“醉翁”自居，我早就超过他们那时的年龄。现在的年轻人想象力丰富，自信心十足。同时也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候，相信他们会做出比我们大得多的优秀成果。
“作为一个过来人”，卢炬甫说：“我愿意把自己所体悟到的一切告诉给青年朋友，那就是，要想实现自己的价值，必须要找准人生坐标，也就是说要选择最合适自己、最能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岗位。我在读初中的时候，就萌生了探寻宇宙奥秘的念头。热爱是最大的原动力，就我自己来说，其实非常平常，甚至可以说不很聪明，但我比较用功，不怕遇到艰难曲折。”他说：“在同样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每个人的作为大不相同，主要不是取决于‘才’而是决定于‘识’，即能否审时度势，关键时刻做出正确的判断。一旦认定了自己的目标，就要不折不挠，坚持到底，不要受社会潮流的影响，随波逐流。因为许多日呢蜂拥而上要做的事，未必就适合自己；反过来，有些受到大众冷落的事，倒有可能正是自己的前途命运之所系。机遇并非只为一个人降临，成功与否，主要在于个人平时是否有准备，能否把握住机遇。”
这是卢炬甫的经验之谈，我想，他完全有资格作这样的经验总结，因为，这是他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为其坎坷多变的人生所作的注解。(蒋家平))（以上内容来自http://www.cas.ac.cn/html/Dir/2001/10/07/074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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