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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逾“半百”，１８年致公党党龄，回首人生，感触彼多。６４年与父母一道回国，不久就遇上“火红年代”，父亲因“海外的关系”被打成“走资派”，弟妹成了“狗仔子”，小小年纪当上知青。许多归侨青年背负着各种不平等的待遇和歧视，回国不久即“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７０年我由部队退伍进电机厂工作，曾三度自费赴龙岩调查，从坎市到下洋、深进虎冈，走遍永定乡村，面对集美侨校侨生回国“修地球”的狼狈情景，感到前程渺茫，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何人知晓？因而许多同学、朋友随着出境、出国浪潮奔赴他乡，当我送走一批批曾经是满怀赤子之心回国参加学习和工作的同学们时，留给我仍是相同的一句话：“祖国爱我吗？谁又想离开自己的祖国，但我们这些侨生，复杂的海外关系，留在国内又有什么前途？”
“有机会我一定要为他们呼吁，为归侨的利益做点事”，我暗下决心立下意愿。
我曾经把侨生们的遭遇和困难，写成书面材料，反映到国务院，反映给省、市革委会领导（当时中侨委、侨务局都不存在），更经常上门找市外事办的军代表。然而石沉大海，在那多事的年份，有谁还顾及“归侨、侨眷”呢？
留与走，是否跟随出国浪潮，曾在我脑海中产生过激烈地思想斗争。自问：我一个普通归侨还能为归侨侨眷做些什么？
７８年１２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散了凝聚在人们心中的乌云，不久，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第二次全国归侨代表大会随之召开，三中全会以后，从新揭开了新时期统战工作和侨务工作的序幕，也标志着我国侨务工作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邓小平、叶剑英、廖承志等中央领导多次重申了毛主席、周总理制定的侨务政策，重审了“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十六字方针，对归侨知青的上调进厂问题、对归侨入党入团，上学、提干，提职升级，住房分配、生活待遇及归侨子女的报考学校等方方面面给予适当照顾。第一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诞生，使侨务政策走上法制轨道。
１９７９年１０月，致公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章程规定：致公党“是以归侨侨眷为主要成份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力量。”为归侨侨眷服务，团结调动广大归侨侨眷的力量建设四化，我想也是致公党的主要工作。以致公党党员身份来做归侨、侨眷的服务工作，名正言顺，是我参加致公党组织的初衷和动机。８１年我加入致公党，并协助筹建厦门致公党组织。当时我刚上任工厂中心实验室的负责人，但我仍然以无私奉献的精神，用更多的业余时间和精力为归侨服务；在致公党和市侨办领导的支持下，自筹资金，弄侨汇、献布票、出粮票成立了厦门第一支归侨文艺宣传队，为侨办工厂、农场、学校的干部职工，为回国观光的海外侨胞巡回演出，宣传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新时期侨务政策；组织致公党党员与侨办、侨联深入侨办企事业单位，走门串户为归侨、侨眷开展各种咨询服务活动。把有“海外关系”的归侨、侨眷都团结起来，动员更多力量，为建设厦门经济特区携手共进。
我爱上致公党的工作，爱上了侨务工作。８４年１０月，弃工从政，调入致公党，在机关做些被人瞧不起的“杂事”，和许多归侨、侨眷一样，８５年被评为厦门市侨务工作先进代表。几年间，厦门在海内外侨胞的关心支持下，特区建设初见规模，“海外关系”得到发挥。２０年来，工作在我市的归侨、侨眷，不少同志参加了中共组织、有的走上领导工作岗位，有的成了专家学者，更多的归侨安心在国内生活，并在不同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为祖国做奉献。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归侨、侨眷的比例不断增加，政治待遇日益提高。归侨、侨眷的权益得到保护，归侨子女也在改革开放中茁壮成长，并继续在升学、入党入团、招工参军等方面得到了“适当照顾”。改革开放以来，颜西岳、庄云潮、施耀、陈应龙、柯雪琦、张述、洪华生、周畅、陈联合、柯栋梁、林华明等新老归侨为贯彻落实党的侨务政策，为海外联络、外引内联、为广大归侨、侨眷的利益，承前启后忘我地工作，做出了许多贡献，并在侨界享有一定的威望。
归侨、侨眷历经创伤，更加渴望国家安定、民族兴旺。厦门致公党组织做为以归侨、侨眷为主要对象的参政党，今天有４７０多名党员，积极参政议政、关心国家大事，也印证了２０年来“海外关系”受到重视和关注。我做为一名普通的致公党员，一步一个脚印走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以致力为公的精神为厦门特区建设、为广大归侨、侨眷服务；用自己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百多篇文章，大力宣传新时期党的统战工作和侨务政策，十几年来提交人大、政协有关“侨”的提案、议案六十余条和政协大会发言文章八篇。我连任七、八两届市政协委员，去年当选十一届人大代表；９５年当选市侨联副主席，９６年当选市致公党副主委，这并不是自己的荣誉或自己应该享有。因为这一切只是我为人民、为广大归侨、侨眷服务，为祖国效力的途径。比起哪些兢兢业业、不为名利而为归侨、侨眷事业在幕后忘我工作的工作者们，我感到惭愧。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代表广大人民、代表归侨、侨眷行使自己的职责，这是我的荣幸，正是我参加致公党的初衷。我更清楚，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一切。我时刻告诫自己，我进致公党不是为了做官当老爷，如果不是代表归侨、侨眷利益、为归侨、侨眷服务，我宁可离开致公党。
老一代侨胞的爱国热情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同时还要做好新一代移民的工作，更要做好第三代华侨、华人的工作，否则他们将远离中国而去。抓住“独特机遇”、用好“海外关系”，仍然是今后侨务工作、也是致公党一项重要工作。
今年１０月，一些来厦参加集美中学校庆８０周年活动和集美侨校校庆的香港侨友深情地对我说：“改革开放以后的厦门，建设与发展的速度比我们想象得还要快，看到留在厦门的侨友，工作稳定、生活富裕、住房宽畅，各方面都不比香港差，甚至生活内容更为充实。走近你们中间，才真正感受到中国在突飞猛进。”也是在同一个月，来自缅甸的襟兄看到我们一家过着幸福愉快的生活，很有感触地说：“十几年前我回家乡，大小包带回再多的衣和布，也不够分给国内亲友。现在买再多的家乡特产带回缅甸，还是满足不了国外亲朋好友的心愿”。
是的，改革开放２０年，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祖国的命运和海内外赤子之心紧紧相连，更和我们归侨、侨眷的前途紧密相连。海内外侨胞，每一个中国人，希望自己的祖国繁荣昌盛，更加强大。（写於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六日
星期日 晚上 09:47分）图：2001年接受中央电视台《中国报道》组的采访，并在TTCV－4播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