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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清明节，社会各界前往集美鳌园为嘉庚先生扫墓，等我到达时，祭扫活动已近尾声。第一次见面致公党厦门市委会的王起鹍副主委严肃的对我说：青云，你迟到了。当时我心里有些不快，但从那以后，在很多场合都见他待人平易随和，做事干脆利落，只要有关侨的事，都尽心尽力，不推脱。很多归侨、侨眷都很爱戴他，不管老少都亲切的叫他“起鹍”，当然他也因为直爽敢言而得罪了一些人。他不计个人得失、热心侨务的事迹，真让我由衷的敬佩。
系侨胞赤子心 缘结致公二十载
起鹍1964年回国就读集美侨校，或许从此结下了与侨的良缘…
1968年他“幸运”的从侨校参军，1970年从部队退伍回到厦门后，怀着对华侨知识青年的同情，他利用近一个月的时间，走访了永定的十多个侨生知青点，和他们同住、同吃，并与他们一起到龙岩公安局门口排长队，体验申请出境的感受；之后他完成了近万字的反映材料（按今天的时髦的语言就是做“调研”写“调查报告”），直寄给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是否收到就不得而知），但他认为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一些同学、朋友离开永定时途经厦门，专程向他告别和道谢，留给他是无穷的欣慰。
记得不久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华侨、侨眷出入境审批工作的规定》、《关于华侨学生上山下乡问题的请示报告》、《关于归侨职工出国居留发给退职金问题的请示报告》等文件，及对归侨青年参军、工作、上大学等问题也做了政策性规定。许多华侨学生在“来去自由”的政策下，出境出国移居港澳或回到了侨居地；不少侨生根据“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原则，被“照顾”安排到城镇工矿企事业工作，或被“照顾”选送上了大学。当然他也再次“幸运”地于1972年被选送上了福州大学。
情系致公归侨心
1975年大学毕业回厦门工作的起鹍，仍是人在工厂、心在“侨”，他凭借做“侨”的一点点“经验”，继续通过各种渠道为“侨”呼吁，经常出入统战部（1976年恢复统战部，与外事办公室合署办公，78年革委会成立侨办，并与外事办合署办公），经常走访劳动局，希望相关部门能帮助解决留在厦门的归侨知青的生活工作问题，他曾起早模黑到公安局排队，为得是替居住在岛外的归侨职工拿到一份申请出境定居的表格。
与归侨接触的多了，他认识了柯朝阳、陈思达、林仲明等一些老归侨，在他们的鼓励下，参加了中国致公党并参与了筹建致公党厦门地方组织的工作。起鹍说他曾经的理想是参加中国共产党，在部队曾经写了几份入党申请书，然而或许是有海外关系而石沉大海。但自从加入致公党之后，他找到了组织依靠和精神的依托，即“以致公党组织来发挥自己的作用，更好地为侨服务，并去维护归侨的利益呢。”1981年11月13日由致公党福建省委会发出的“入党批准通知书”至今仍然压在他的办公桌上。
1984年8月，起鹍从一个企业的技术管理干部，调到致公党机关工作。他操起了蜡笔、蜡纸和钢板，自已组稿、自已刻写、自己油印的《致公联络》（即《厦门致公》的前身）于84年9月正式出版，这是厦门致公党的第一份刊物，他不但把刊物分送给自己的党员，同时也分送给归侨侨眷们，让他们认识致公党组织的性质、地位、作用，了解致公党的活动情况。同时，他还利用业余时间撰写涉侨文章，反映侨胞的呼声，受到媒体和有关部门的重视，也在侨界中产生良好的影响，不少作品被评为优秀文章。
1986年11月，由于机遇和工作需要他被推上秘书长这个岗位达10年之久。从此以后，他个人有起有落，有进有退，争议不少、褒贬不一，工作没少做，意见也最多，甚至也有过莫名其妙地免除他秘书长职务的一段经历。但在老一辈领导人张述、洪如萍、陈思达那种不为名利、勤勤恳恳、致力为公、忠于事业和爱国爱侨的精神感染下，起鹍更加热爱致公党的工作，更加热心地为广大归侨侨眷服务。也是在他们高尚的思想品德和严于律己的作风影响下，起鹍的思想境界不断得到充实、豁然，使自己得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向成熟。
自1986年后历任政协厦门市第七、
八届委员，致公党福建省委3－6届委员、常委，致公党中央第8－12届全国代表，厦门市第11、12届人大常委。1996年任致公党厦门市委会副主委。
诚于侨界 毅于侨胞
1995年6月，起鹍从推选为厦门市第十一届侨联副主席，虽然是兼职，但他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并向组织保证，一定在这个职位上发扬诚毅精神，诚心诚意地为广大归侨侨眷服务。
其实早在当选侨联副主席之前，起鹍就积极的推动归侨的各种联谊性活动，1982年在市侨办和致公党领导的支持下创建了厦门归侨文艺队，后来又积极推动缅甸归侨联谊会、印尼归侨联谊会等归侨组织的筹建工作，甚至厦门华大校友会、集美侨校校友会等都与他热情推动、积极支持分不开。现今厦门的七个归侨联谊会都有十年以上的历史，会员达2000多人，归侨联谊会不但成了广大归侨侨眷的“家”，也承当了党和政府联系归侨侨眷的重要的社团组织，很多像起鹍一般热心侨务的致公党人，成了归侨联谊会的骨干。
当选侨联兼职副主席之后，他非常注意与专职主席的关系，在积极献计献策的同时，主动支持、协助专职领导开拓侨联工作新局面。除了每年一次“五侨”慰问活动，他还在1997年、1999年厦门侨界和香港、澳门侨界共同举行的迎接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系列活动中，不但参与负责组织这几次活动的整个过程，还主动协助陈联合主席协调海外的华侨华人社团工作，使在厦门举办的各项涉侨活动都能圆满完成，同时于1998年创办《厦门侨声》网站和《厦门致公》网站，积极宣传侨乡、宣传侨界受到《中国侨网》及其他涉侨网站和海内外侨胞的充分肯定。
他发挥了自己海外关系广、同学朋友多的优势，利用自己归侨的特点，主动做好海外联络工作，加强与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归国留学人员的沟通、联系，海内外涉侨组织或归侨侨眷、海外侨胞有困难、遇到问题他会主动帮助和解决。他利用自己的多种身份，十几年如一日，经常走访人大侨委、政协“四胞”委、侨办和侨联机关，主动与各部门的领导、及机关干部联系和沟通，就侨界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探讨。
2003年12月16日召开双月座谈会前，起鹍亲自走访了政协“四胞委”和市侨办机关、拜访了侨联主席陈联合，就我市侨务工作存在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形成书面发言材料，在双月座谈会上做了发言。他的发言受到了市委的重视，郑立中书记在市委九届七次全委会上的报告中醒目地加上了：“要进一步加强侨务工作，落实党的侨务政策，维护华侨、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做好海外联谊工作，特别是做好第二、三代华侨、华裔的工作，调动他们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和参与厦门经济特区建设的积极性。”新增加内容共82个字，不但体现了党委对我市侨务工作的重视、支持和关心，也体现了党委、政府领导对民主党派的建议和意见的重视，同时也进一步鼓舞了我市广大归侨侨眷、海外侨胞和广大侨务工作者的热情与信心。
侨联副主席虽然是兼职的，但起鹍说，副主席是广大归侨侨眷选出来的，他有责任、也有义务结合致公党的工作特点，为广大归侨侨眷、为侨务工作做出自己的贡献，因此，他为了归侨侨眷的权利、为了海外侨胞的利益，为了厦门的侨务工作，在两会期间，在不同的场合、利用讲话和发表文章做出了多次的呼吁，让侨的声音越来越大，让党的侨务工作得到各方面的重视。文革后第一任侨办主任柯栋梁先生在一次会上对他说：“经常听到你在各种场合为侨界发出呼吁，不少归侨侨眷感到高兴和欣慰，侨界不能没有声音，侨界不能没有作为，侨界需要像你们这样的干部。”
心底无私天地宽
起鹍说自己做人做事，是以老一辈领导人的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鞠躬尽瘁精神为榜样的源泉。
致公党中央主席黄鼎臣于1982年、1985年二次到厦门，他都参与了陪同，黄老的音容笑貌和认真细致、实事求是、平易近人的作风仍历历在目。特别是1985年5月11日黄老再次到厦门时，黄老与致公党党员亲切座谈，他对大家说：要做归侨、侨眷的工作，首先要了解他们、信任他们、热爱他们，我们归侨，具有耿直、热情、乐于奉献和百折不挠的性格，以心换心，才能团结他们，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在他下榻的华侨大厦还亲切地接见了时任副市长的柯雪琦、统战部长张其华及来厦门探亲的海外侨胞，使回乡侨胞非常感动。他身为中央主席，精力充沛、思维敏捷、记忆过人，没有任何架子，对年青干部、对普通党员都很热情、平等待人，仅仅几天，老一辈领导人的平易近人、身传言教，对致公党的坚定意志和信念使他深受教育，促使他日后更加奋发努力地做好致公党的工作，为归侨侨眷服务。
因为是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所以随之而冠予的一些政治职务、荣誉，的确有时也会让人飘然、忘乎所以，然而起鹍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名利乃是身外之物，身上的一切荣誉职务的设置，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派省委委员”，以及应聘兼任的各类社会职务，可以说是代表着你的组织单位而出任，并需要你为自己的组织去行使自己的职责、进行参政议政，而不应该过高地估量自己、或成为向组织伸手索取私利的本钱，现实中是有个别同志摔在这个节骨眼上，仍不醒悟，那种为了位置、车子、票子而闹矛盾的现象在个别党派组织中时有发生，当然也给组织和个人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也就尤为重要，共同树立民主党派的光辉形象。
在工作期间，起鹍常用五句话来要求和衡量自己的工作：“脑要清、心要诚，胸要宽、眼要明，嘴要勤、耳要灵，手要短、腿要长，业要精、笔要直。”三十个字，不需解释，一目了然，他已记不清从何抄录而来，但这成了他任秘书长之后的座右铭和他的工作准则。
他对工作认真负责、敢于承担责任；他敢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他用平常的心对待平常的工作，以自己平常扎实的劳动，在党派工作上、在侨联的工作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就像现在一些领导干部把拥有小汽车视为一种待遇或象征等级时，他还是以平常心对待自己的自行车，因为它才是自己拥有的，其他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心底无私天地宽。(作者为厦门《鹭风报》记者，刊载於2004年)
图：2004年王起鹍同志（最后排左二）参加第七次全国侨代会时与中央领导人合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