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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离开秘书长岗位之后......
◆ 王起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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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离开了秘书长的岗位,或许由于多年来精神压力得到释放,感触颇深。当了几年致公党市委的秘书长,总感到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职位,由于过去各党派组织的秘书长没有较为明确和规范的职责,工作中产生不同程度的困难和人为的一些矛盾,也就无法避免。多年前,机遇和工作需要把我推上了这个岗位,从此以后,有起有落,有进有退,争议不少、褒贬不一,工作没少做,意见也最多,甚至也有过莫名其妙地免除我秘书长职务的一段经历,我几乎是在这个岗位上摸着石头走路,有时遇到困难和挫折,使我没有勇气和信心面对现实,我茫然、退却过,也提出过辞承,然而,在关键时刻,是得到统战部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帮助,使精神的压力转成了工作动力,但即时是这样,后来又回到秘书长的岗位,自己仍旧感到后怕、畏惧,时常只能是用“组织上的需要”“我是在为归侨侨眷工作”来自慰。

    在客观上,我是“接纳”了这个秘书长的职务,然而主观上我得认真总结经验,去适应和承担秘书长的工作,我必须以身作则做好(而不是负责)机关的工作,还要在专兼职主副委领导下协助做好市委会的日常工作;我要适应变化中的机关工作环境、熟悉机关干部的思想状态,并为基层服务,还要适应民主党派独有的专兼职领导的组织体制、并为这种组织体制服务。由于致公党各地组织基本上是在80年代初期恢复活动或成立起来的,虽然我还是一位参与筹建厦门市致公党组织的老党员之一,但因为没有一套合理并适合民主党派可操作性的制度,秘书长的职责也就无从规范,更不能我定我做,有时甚至只能听任个别领导同志囗头传授、或是某个领导指示、或参照某部门工作职责,日子久了,秘书长的这个角色,带给我的酸甜苦辣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老一辈领导的言传身教中得到锻练
  当我回想起在党派工作的经历和所取得的一点成绩,总忘不掉党派的老一辈领导人张述、洪如萍和周畅同志,是他们那种不为名利、勤勤恳恳、致力为公、忠于事业和爱国爱侨的精神感染我,促使我更加热爱致公党的工作,更加热心地为广大归侨侨眷服务。也是在他们高尚的思想品德和严于律己的作风影响下,我的思想境界不断得到充实、豁然,使自己得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向成熟。我也没有忘记,在我工作上遇到挫折和困难的时候,他们关心帮助我,教育我去面对现实、面对未来,“要经常总结自己的工作、反躬自问,用成绩来验证自己的工作”、“你不是为某个领导或某一个人工作的,你是在为党、也为致公党组织工作的,要相信组织、相信群众”,前辈的谆谆教诲萦绕在耳,鞭策我不断向前,使我勇敢挑起了工作担子。

  张述老主委(现任名誉主委),平易近人、高风亮节,他爱护和关心机关的每一位干部职工,他是知名人士,但对党员、对干部能做到温良恭俭让,他相信、支持、放手让我工作,也从没有因为工作上的失误而指责我们,他要求我们做一个襟怀坦白、胸无宿物的人;老领导洪如萍同志(现任顾问),始终是以身作则、克己奉公,她在兼任市致公党副主委的工作期间,很注意日常小事,从来没有拿一张车船票(家住鼓浪屿)、出租车票(包括公务活动)向机关报销,也没有接受过市委会给予的任何经济补贴,她为我们树立了全心全意、致力为公的光辉榜样。原副主委周畅同志(现任省委主委),是真正具有教授风度、比较超脱的党派领导人,他兼职十年,没有见过他随意介入机关工作、或以领导自居对机关工作指指点点,批评这个指使那个,他尊重专职领导,是上级部门或专职副主委、秘书长根据需要安排他出席的会议和活动,他会想尽办法准时出席,没有安排他参加的会议、宴会或一些活动,他也从来没有追问过,更没有因此而斤斤计较、争排争位(就在他担任省委主委以后还是保持这种作风,也没有因职位变了而干预市委主委的工作),没有派车,他同样可以坐出租车或挤公交,他说他非常明白自己兼职副主委的位置,他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参好政、议好政,如何为致公党发挥其教授的作用,树立自己和组织的良好形象。过去,领导成员中相互尊重,相互理解,那种为了位置、车子、票子而闹矛盾的现象不曾出现在老一辈领导成员之中,我有幸曾在他们领导下工作,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之中,我得到了锻练,学习到了很多东西,较快地适应了民主党派的工作特点,也为今后如何更好地为民主党派工作而确立了自己的工作准则,同时也奠定了为党派工作的思想基础。

  确立自己的工作准则
  做一个民主党派的秘书长说易则易,说难也很难,一种是高自标置、指手划脚地工作,另一种是精诚兢业、谦虚实干地工作。应当说秘书长是工作班子的首脑,也是工作班子的一名勤务员,因而他首先应该是要踏踏实实地工作,特别是民主党派机关,编制少、干部也不多,更需要秘书长向全面发展,即要精通自己的本职工作,又要熟悉其他业务,动手能力要强,有时他又要在个别人为的、客观的环境下无可奈何地做些协调工作。我任秘书长的这几个年头,常用五句话来要求和衡量自己的工作:“脑要清、心要诚,胸要宽、眼要明,嘴要勤、耳要灵,手要短、腿要长,业要精、笔要直。”三十个字,不需解释,一目了然,我已记不清从何抄录而来,但他成了我任秘书长的座右铭和我的工作准则。

  我始终感到,秘书长这个职务只不过是自己肩上的一副担子,有多少分量自然也最清楚,工作的成效如何,是否称职,都要经得起组织、广大干部和党员的检验,需要他们认同,需要他们的客观评价,一旦失去他们的信任,也就失去自我。由于我也是一个平凡人,并不是完人,因而所付出的努力并不一定得到预期的效果,有缺点、有错误,也有因情绪波动而影响工作的时候,心直囗快的性格和简便的工作方法带给自己的麻烦也不算少,当然做为党派的秘书长是不应该具有这些思想和错误。因为我是民主党派的秘书长,所以随之而冠予的一些政治职务、荣誉,的确有时也会让你飘然、忘乎所以,但我后来还是认识到这些名利乃是身外之物,我们身上的一切荣誉职务的设置,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派中央委员、省委委员”,以及应聘兼任的各类社会职务,可以说是代表着你的组织单位而出任,并需要你为自己的组织去行使自己的职责、进行参政议政,而不应该过高地估量自己、或成为向组织伸手索取私利的本钱,现实中是有个别同志摔在这个节骨眼上,仍不醒悟,当然也给组织和个人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也就尤为重要。

  可喜的是,1996年12月16日,我市各民主党派召开了联席会议,经过协商一致,共同制定了《各民主党派厦门市委员会议事规则》、《各民主党派厦门市委员会专职、兼职领导工作职责》,兼职主、副委,专职副主委、秘书长的职责得到确定、得到统一,从而使我市的各民主党派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我更希望我们新一届的领导人都能够按章办事,各行其责,共同树立民主党派的光辉形象。

  面临更大的挑战
  离开秘书长的岗位并没有让我松一囗气,也许是机遇、也许新老交替的需要、也许......,总之鉴于工作上的需要,我走上了曾经是我熟悉而又难于着模的职位,专职副主委这个角色,在民主党派领导班子独有的体制中,当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工作岗位。我与前二届的专兼职主委、副主委先后共事多年,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宝贵经验,特别是老一辈的优良的思想品德和工作作风更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但同时我也看到了一些不足之处,我应该取长补短,在老一辈领导人创造的良好的基础上做好工作。过去我做为秘书长,不但要服务于机关,还要服务于专兼职主委、副主委之间,有时还得去面对一些本来就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和不应该存在的矛盾,曾经我用“夹心饼干”来形容自己的工作处境,当然这与自己的工作能力有很大关系,或许受到“民主党派专职领导必须是高职称高学历”的影响,也许我对民主党派的工作比其他同志了解的多一些,况且我自认为我是工作型的干部,因此压根儿就不曾想过要在党派做专职领导。我当过兵、做过工人、是干部但没有职称,因此,面对众多成员中的中高级知识分子,我感到自愧不如。然而“工作需要”把我划到这个职位,当然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责任重大,更担心自己是否能演好这一角色;专职副主委,他关系到整个市委会工作的成效,关系到市委会领导班子的团结,也会影响到市委会的机关工作,总而言之,他要承担起相当大的成功与失败的责任,因为我已经是在这个位置上、也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带有酸甜苦辣过程,我更知道自己如何做好这份不一定是我能做好的工作,在教授、副教授面前我将永远是一名学生,在秘书长面前、在处室长和干部面前,我只是一个帮手。我应当真正放手让秘书长按照他的工作职责去制定机关的工作计划、按排机关的工作任务,而绝不能指手划脚、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予人;在我看来,对秘书长工作的最大的支持,就是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以身作则,带头自觉遵守机关的一切规章制度,如果专职领导可以搞特殊,目无规章制度,我行我素,秘书长的工作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同样,我也兼任了市侨联副主席,侨联机关通知我参加的会议或活动,我都争取到场,不要我参加的我也自知自明,我经常去侨联,但从来还没有因为我是副主席而对机关工作评头论足,我认为我任副主席也是工作上的一种按排,兼职就在“兼”字,有专职领导、有秘书长,他们是专职做这份工作的,比我更清除地知道如何做好工作。我想,只有在工作中尊重他们,我也才有可能得到他们的尊重,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昨天不应该发生的一切是是非非,今天、明天或在任何岗位一定不能重演,这就是摆在我面前的最大挑战......

  结 束 语
  我今天是一位市致公党的“专职”副主委,市侨联的“兼职”副主席,但是我还是昨天的我、原来的我,只是在不同的职位上为同样的目标而工作,是在为党的统一战线、为厦门特区经济建设、为广大党员和归侨侨眷服务。我总是认为,民主党派的领导干部应该要不断地得到培养、充实和补充,也要不断吐故纳新;民主党派的专职领导干部也应该能上能下,专兼职领导都要限定在同一岗位上的任职时届(而不是年龄界限、最多不要超过两届)。十多年的党派工作中,我是认识了各地不少兄弟组织的领导同志,一些同志是很在乎、很眷念自己的职务职位,不愿意谈论自己职务的退留事宜,更不愿在自己还没有到年限时提出退留的问题,也就不可能留意去发现接班人,有的人把自己的作用估计的太高太高了,或许这种思想在我们民主党派个别同志中还会存在,我想还是以张述老主委早期讲的一段话来做结束语;“主委、副主委都是根据党的工作需要安排的,老了就得退下来,工作做不好也应该退下来。我不退下来,你们年轻人也就上不来,我退下来同样也可以为党工作”。
  是的,过去我是不敢讲上面的这些话, 但他毕竟是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事实,有那么一天我的工作没做好、或者是不称职、或许做了一届之后,我想我一定会提出辞承,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写於1997年6月1日)
图:1996年3月笔者(二排右起第七人)在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培训三个月,前排左起八、九为王兆國、刘延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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