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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离开了秘书长的岗位，或许由于多年来精神压力得到释放，感触颇深。当了几年致公党市委的秘书长，总感到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职位，由于过去各党派组织的秘书长没有较为明确和规范的职责，工作中产生不同程度的困难和人为的一些矛盾，也就无法避免。多年前，机遇和工作需要把我推上了这个岗位，从此以后，有起有落，有进有退，争议不少、褒贬不一，工作没少做，意见也最多，甚至也有过莫名其妙地免除我秘书长职务的一段经历，我几乎是在这个岗位上摸着石头走路，有时遇到困难和挫折，使我没有勇气和信心面对现实，我茫然、退却过，也提出过辞承，然而，在关键时刻，是得到统战部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关心、帮助，使精神的压力转成了工作动力，但即时是这样，后来又回到秘书长的岗位，自己仍旧感到后怕、畏惧，时常只能是用“组织上的需要”“我是在为归侨侨眷工作”来自慰。
在客观上，我是“接纳”了这个秘书长的职务，然而主观上我得认真总结经验，去适应和承担秘书长的工作，我必须以身作则做好（而不是负责）机关的工作，还要在专兼职主副委领导下协助做好市委会的日常工作；我要适应变化中的机关工作环境、熟悉机关干部的思想状态，并为基层服务，还要适应民主党派独有的专兼职领导的组织体制、并为这种组织体制服务。由于致公党各地组织基本上是在８０年代初期恢复活动或成立起来的，虽然我还是一位参与筹建厦门市致公党组织的老党员之一，但因为没有一套合理并适合民主党派可操作性的制度，秘书长的职责也就无从规范，更不能我定我做，有时甚至只能听任个别领导同志囗头传授、或是某个领导指示、或参照某部门工作职责，日子久了，秘书长的这个角色，带给我的酸甜苦辣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老一辈领导的言传身教中得到锻练
当我回想起在党派工作的经历和所取得的一点成绩，总忘不掉党派的老一辈领导人张述、洪如萍和周畅同志，是他们那种不为名利、勤勤恳恳、致力为公、忠于事业和爱国爱侨的精神感染我，促使我更加热爱致公党的工作，更加热心地为广大归侨侨眷服务。也是在他们高尚的思想品德和严于律己的作风影响下，我的思想境界不断得到充实、豁然，使自己得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向成熟。我也没有忘记，在我工作上遇到挫折和困难的时候，他们关心帮助我，教育我去面对现实、面对未来，“要经常总结自己的工作、反躬自问，用成绩来验证自己的工作”、“你不是为某个领导或某一个人工作的，你是在为党、也为致公党组织工作的，要相信组织、相信群众”，前辈的谆谆教诲萦绕在耳，鞭策我不断向前，使我勇敢挑起了工作担子。
张述老主委（现任名誉主委），平易近人、高风亮节，他爱护和关心机关的每一位干部职工，他是知名人士，但对党员、对干部能做到温良恭俭让，他相信、支持、放手让我工作，也从没有因为工作上的失误而指责我们，他要求我们做一个襟怀坦白、胸无宿物的人；老领导洪如萍同志（现任顾问），始终是以身作则、克己奉公，她在兼任市致公党副主委的工作期间，很注意日常小事，从来没有拿一张车船票（家住鼓浪屿）、出租车票（包括公务活动）向机关报销，也没有接受过市委会给予的任何经济补贴，她为我们树立了全心全意、致力为公的光辉榜样。原副主委周畅同志（现任省委主委），是真正具有教授风度、比较超脱的党派领导人，他兼职十年，没有见过他随意介入机关工作、或以领导自居对机关工作指指点点，批评这个指使那个，他尊重专职领导，是上级部门或专职副主委、秘书长根据需要安排他出席的会议和活动，他会想尽办法准时出席，没有安排他参加的会议、宴会或一些活动，他也从来没有追问过，更没有因此而斤斤计较、争排争位（就在他担任省委主委以后还是保持这种作风，也没有因职位变了而干预市委主委的工作），没有派车，他同样可以坐出租车或挤公交，他说他非常明白自己兼职副主委的位置，他考虑最多的是如何参好政、议好政，如何为致公党发挥其教授的作用，树立自己和组织的良好形象。过去，领导成员中相互尊重，相互理解，那种为了位置、车子、票子而闹矛盾的现象不曾出现在老一辈领导成员之中，我有幸曾在他们领导下工作，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之中，我得到了锻练，学习到了很多东西，较快地适应了民主党派的工作特点，也为今后如何更好地为民主党派工作而确立了自己的工作准则，同时也奠定了为党派工作的思想基础。
确立自己的工作准则
做一个民主党派的秘书长说易则易，说难也很难，一种是高自标置、指手划脚地工作，另一种是精诚兢业、谦虚实干地工作。应当说秘书长是工作班子的首脑，也是工作班子的一名勤务员，因而他首先应该是要踏踏实实地工作，特别是民主党派机关，编制少、干部也不多，更需要秘书长向全面发展，即要精通自己的本职工作，又要熟悉其他业务，动手能力要强，有时他又要在个别人为的、客观的环境下无可奈何地做些协调工作。我任秘书长的这几个年头，常用五句话来要求和衡量自己的工作：“脑要清、心要诚，胸要宽、眼要明，嘴要勤、耳要灵，手要短、腿要长，业要精、笔要直。”三十个字，不需解释，一目了然，我已记不清从何抄录而来，但他成了我任秘书长的座右铭和我的工作准则。
我始终感到，秘书长这个职务只不过是自己肩上的一副担子，有多少分量自然也最清楚，工作的成效如何，是否称职，都要经得起组织、广大干部和党员的检验，需要他们认同，需要他们的客观评价，一旦失去他们的信任，也就失去自我。由于我也是一个平凡人，并不是完人，因而所付出的努力并不一定得到预期的效果，有缺点、有错误，也有因情绪波动而影响工作的时候，心直囗快的性格和简便的工作方法带给自己的麻烦也不算少，当然做为党派的秘书长是不应该具有这些思想和错误。因为我是民主党派的秘书长，所以随之而冠予的一些政治职务、荣誉，的确有时也会让你飘然、忘乎所以，但我后来还是认识到这些名利乃是身外之物，我们身上的一切荣誉职务的设置，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派中央委员、省委委员”，以及应聘兼任的各类社会职务，可以说是代表着你的组织单位而出任，并需要你为自己的组织去行使自己的职责、进行参政议政，而不应该过高地估量自己、或成为向组织伸手索取私利的本钱，现实中是有个别同志摔在这个节骨眼上，仍不醒悟，当然也给组织和个人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也就尤为重要。
可喜的是，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１６日，我市各民主党派召开了联席会议，经过协商一致，共同制定了《各民主党派厦门市委员会议事规则》、《各民主党派厦门市委员会专职、兼职领导工作职责》，兼职主、副委，专职副主委、秘书长的职责得到确定、得到统一，从而使我市的各民主党派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我更希望我们新一届的领导人都能够按章办事，各行其责，共同树立民主党派的光辉形象。
面临更大的挑战
离开秘书长的岗位并没有让我松一囗气，也许是机遇、也许新老交替的需要、也许......，总之鉴于工作上的需要，我走上了曾经是我熟悉而又难于着模的职位，专职副主委这个角色，在民主党派领导班子独有的体制中，当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工作岗位。我与前二届的专兼职主委、副主委先后共事多年，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宝贵经验，特别是老一辈的优良的思想品德和工作作风更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但同时我也看到了一些不足之处，我应该取长补短，在老一辈领导人创造的良好的基础上做好工作。过去我做为秘书长，不但要服务于机关，还要服务于专兼职主委、副主委之间，有时还得去面对一些本来就不成为问题的问题和不应该存在的矛盾，曾经我用“夹心饼干”来形容自己的工作处境，当然这与自己的工作能力有很大关系，或许受到“民主党派专职领导必须是高职称高学历”的影响，也许我对民主党派的工作比其他同志了解的多一些，况且我自认为我是工作型的干部，因此压根儿就不曾想过要在党派做专职领导。我当过兵、做过工人、是干部但没有职称，因此，面对众多成员中的中高级知识分子，我感到自愧不如。然而“工作需要”把我划到这个职位，当然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责任重大，更担心自己是否能演好这一角色；专职副主委，他关系到整个市委会工作的成效，关系到市委会领导班子的团结，也会影响到市委会的机关工作，总而言之，他要承担起相当大的成功与失败的责任，因为我已经是在这个位置上、也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带有酸甜苦辣过程，我更知道自己如何做好这份不一定是我能做好的工作，在教授、副教授面前我将永远是一名学生，在秘书长面前、在处室长和干部面前，我只是一个帮手。我应当真正放手让秘书长按照他的工作职责去制定机关的工作计划、按排机关的工作任务，而绝不能指手划脚、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予人；在我看来，对秘书长工作的最大的支持，就是严格要求自己，处处以身作则，带头自觉遵守机关的一切规章制度，如果专职领导可以搞特殊，目无规章制度，我行我素，秘书长的工作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同样，我也兼任了市侨联副主席，侨联机关通知我参加的会议或活动，我都争取到场，不要我参加的我也自知自明，我经常去侨联，但从来还没有因为我是副主席而对机关工作评头论足，我认为我任副主席也是工作上的一种按排，兼职就在“兼”字，有专职领导、有秘书长，他们是专职做这份工作的，比我更清除地知道如何做好工作。我想，只有在工作中尊重他们，我也才有可能得到他们的尊重，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昨天不应该发生的一切是是非非，今天、明天或在任何岗位一定不能重演，这就是摆在我面前的最大挑战......
结 束 语
我今天是一位市致公党的“专职”副主委，市侨联的“兼职”副主席，但是我还是昨天的我、原来的我，只是在不同的职位上为同样的目标而工作，是在为党的统一战线、为厦门特区经济建设、为广大党员和归侨侨眷服务。我总是认为，民主党派的领导干部应该要不断地得到培养、充实和补充，也要不断吐故纳新；民主党派的专职领导干部也应该能上能下，专兼职领导都要限定在同一岗位上的任职时届（而不是年龄界限、最多不要超过两届）。十多年的党派工作中，我是认识了各地不少兄弟组织的领导同志，一些同志是很在乎、很眷念自己的职务职位，不愿意谈论自己职务的退留事宜，更不愿在自己还没有到年限时提出退留的问题，也就不可能留意去发现接班人，有的人把自己的作用估计的太高太高了，或许这种思想在我们民主党派个别同志中还会存在，我想还是以张述老主委早期讲的一段话来做结束语；“主委、副主委都是根据党的工作需要安排的，老了就得退下来，工作做不好也应该退下来。我不退下来，你们年轻人也就上不来，我退下来同样也可以为党工作”。
是的，过去我是不敢讲上面的这些话，
但他毕竟是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事实，有那么一天我的工作没做好、或者是不称职、或许做了一届之后，我想我一定会提出辞承，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写於1997年6月1日）
图：1996年3月笔者（二排右起第七人）在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培训三个月，前排左起八、九为王兆國、刘延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