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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１０月１１日至２４日，中国致公党在北京召开了第七届代表大会，陈思达同志做为厦门唯一的致公党党员，出席了这次大会。中央会议提出在厦门建立致公党组织的意见。
１９８０年１月，省委会主委柯朝阳受中央委派，在秘书长林春福具体负责和陈思达同志的协助下开始了筹建厦门地方组织的工作。
1980年12月，省委会秘书长林春福多次到厦门主持筹建工作，由陈思达同志引见，我认识了春福同志，并在陈老的推荐下参加致公党厦门组织的筹建工作，1981年5月22日，致公党中央在泉州召开致公党成员为四化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各地代表路经厦门时我与陈思达、陈德康等同志参加接待工作，从而对致公党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当时虽然我还不是致公党党员，然而我似乎感到思想上已经是“入党”了。
81年１２月３０日，致公党省委秘书长林春福在厦门召集有关党员，宣读中共厦门市委正式批复同意成立致公党厦门市工作委员会文件，致公党厦门市工作委员会也就这样诞生了，春福同志代表省委会，宣布洪如萍、邱连滨、陈思达为工委会委员，洪如萍为召集人，陈思达为驻会委员，并指示林仲明和我做为工委会的联络员继续协助开展工作。
编外秘书
成立组织一般会有启动奖金，然而厦门致公党组织的建立只有当时担任省委会主委的柯朝阳先生自己献出500元人民币“奠基”，或许这也是我们日后的活动经费了，除去购置办公用具，所剩无几。省委会领导来厦门工作，固定住在当年的华侨大厦后楼最便宜的招待所或霞溪旅社，每日房费不过2－3元，三餐用不到一元钱的菜金。我还为秘书长弄了一部自行车，做为他来厦门工作的交通工具。秘书长常犯胃病，但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无私奉献的兢业精神，使我敬重又佩服，虽然我还没有参加致公党，但我仍自愿承担了他的“编外秘书”，协助抄写报告、通知、入党申请表等文字资料工作，陪同他拜访有关归侨侨眷。
情系致公
1981年，我正式成为致公党党员后，就把许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组织，我经常陪同林春福秘书长和陈思达同志走访重点发展对象，无数次的登门拜访，与归侨知识分子谈心沟通。记得有一次，经过工作已经答应参加组织的几位侨界知名人士，突然集体退回申请表时，使我的心情非常沉重，在当时要动员有一定层次的知识分子或侨界知名人士参加致公党组织是很不容易，社会对致公党还不了解、有偏见或认识不足，于是在我的建议下，为了更好地宣传致公党、扩大致公党组织在社会上的影响，1982年9月在洪如萍、陈思达的支持下，我负责成立了文革以后的第一支归侨文艺宣传队，在动员自己的夫人、亲戚、同学参加文艺队之外，还把自己的侨汇和侨汇票都拿出来支持文艺队的活动所需，演出的服装和乐器还是海外亲友捐赠的。当成功地举办首次侨界国庆的联欢会时，致公党组织在厦门侨界，乃至全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除了侨办、侨联的领导到会参加，中共厦门市委和统战部的领导也亲临指导，当时的致公党党员不过数十人，参加大会的人数达150多人，侨办主任柯栋梁对致公党组织的活动能量也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人们开始认识了致公党组织。1984年8月，在工委会主委张述的支持下，我利用在部队练就的一点本能，操起了蜡笔、蜡纸和钢板，自己组稿、自己刻写、油印的《致公联络》（即《厦门致公》的前身）於９月２８日正式出版，这是厦门致公党第一份刊物，我不但把刊物分送给自己的党员，同时也分送给我所认识的归侨侨眷，让所有归侨侨眷认识致公党组织的性质、地位、作用，了解致公党的活动情况。
平平常常才是真
为我是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所以随之而冠予的一些政治职务、荣誉，的确有时也会让你飘然、忘乎所以，然而我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名利乃是身外之物，我们身上的一切荣誉职务的设置，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派省委委员”，以及应聘兼任的各类社会职务，可以说是代表着你的组织单位而出任，并需要你为自己的组织去行使自己的职责、进行参政议政，而不应该过高地估量自己、或成为向组织伸手索取私利的本钱，现实中是有个别同志摔在这个节骨眼上，仍不醒悟，那种为了位置、车子、票子而闹矛盾的现象在个别党派组织中时有发生，当然也给组织和个人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也就尤为重要，共同树立民主党派的光辉形象。
在我工作期间，常用五句话来要求和衡量自己的工作：“脑要清、心要诚，胸要宽、眼要明，嘴要勤、耳要灵，手要短、腿要长，业要精、笔要直。”三十个字，不需解释，一目了然，我已记不清从何抄录而来，但他成了我任秘书长的座右铭和我的工作准则。
我对工作认真负责、敢于承担责任；我敢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我用平常的心对待平常的工作，以自己平常扎实的劳动，在党派工作上实现自己的价值，就像现在一些领导干部把拥有小汽车视为一种待遇或象征等级时，我还是以平常心对待自己的自行车，因为它才是自己拥有的，其他一切都是身外之物，平平常常才是真。
榜样的力量
虽然我为致公党的事业还说不上鞠躬尽瘁，然而老一辈领导人的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鞠躬尽瘁精神是自己致力为公的榜样的源泉。
致公党中央主席黄鼎臣於1982年、1985年二次到厦门，我都参与了陪同，黄老的音容笑貌和认真细致、实事求是、平易近人的作风仍历历在目。特别是82年５月３０日，黄老抵厦参加全国防痨会议，会议期间他要我们陪同拜会统战部领导，80多岁高龄的中央领导人要亲自登门拜会当地统战部的领导，我有些感到不解，然而黄老带着慈祥的笑容说：致公党组织能在厦门得到发展，和统战部的支持与关心是分不开，我们要经常主动与中共党委联系、沟通，工作中一些重要决策，要先请示党委领导，达成共识才能去做。黄老的谆谆教诲，使大家受益匪浅。当我们走上统战部三楼时，确实惊动了部长和其他同志，对眼前这位德高望重的民主党派领导肃然起敬。
1985年5月11日黄老再次到厦门时，我已经调到机关工作。在政协礼堂，黄老与致公党党员亲切座谈，他以洪亮的声音亲切与我们谈起他的经历、讲述致公党历史，他要求大家任何时候都要自觉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为我们题词，留下：“致力为公、振兴中华”格言。黄老非常关心归侨侨眷，工作再忙也尽可能挤时间，要我们陪同他到厦门大学侨联、集美侨校看望归侨、侨眷和来厦门学习的华侨学生，他对我说：要做归侨、侨眷的工作，首先要了解他们、信任他们、热爱他们，我们归侨，具有耿直、热情、乐于奉献和百折不挠的性格，以心换心，才能团结他们，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在他下榻的华侨大厦还亲切地接见了副市长柯雪琦，统战部长张其华及来厦门探亲的海外侨胞，我亲戚苏一新正好从缅甸回乡探亲，黄老得知后亲自会见了苏先生，使回乡侨胞非常感动。他身为中央主席，精力充沛、思维敏捷、记忆过人，没有任何架子，对我们年青干部、对普通党员都很热情、平等待人，仅仅几天，老一辈领导人的平易近人、身传言教，对致公党的坚定意志和信念使我深受教育，促使我日后更加奋发努力地做好致公党的工作。
诚于侨界 毅于侨胞
1995年兼任侨联副主席之后，我把许多的精力投入到侨联的工作，并主动承担了侨联的一部分工作，又由于侨联的某些工作和致公党的工作有所相似，因此我把这些工作做为侨界工作来做，不断拓展为侨服务的工作面。
我发挥了自己海外关系广、同学朋友多的优势，利用自己归侨的特点，主动做好海外联络工作，加强与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归国留学人员的沟通、联系，海内外涉侨组织或归侨侨眷、海外侨胞有困难、遇到问题我会主动帮助和解决。
我利用自己的多种身份，十几年如一日，经常走访人大侨委、政协“四胞”委、侨办和侨联机关，主动与各部门的领导、及机关干部联系和沟通，就侨界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探讨。为了归侨侨眷的权利、为了海外侨胞的利益，为了厦门的侨务工作，我在两会期间，在不同的场合、利用讲话和发表文章做出了多次的呼吁，让侨的声音越来越大，让党的侨务工作得到各方面的重视。文革后第一任侨办主任柯栋梁先生在一次会上对我说：“经常听到你在各种场合为侨界发出呼吁，不少归侨侨眷感到高兴和欣慰，侨界不能没有声音，侨界不能没有作为，侨界需要像你们这样的干部。”这或许是侨界的老领导对我们工作的肯定、鞭策和期望。
感言
经历二十五年的日日夜夜，
今天自己留在致公岗位上的日子也不多了，坦率直言，致公党有今天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与一大批归侨侨眷高级知识分子、专家学者充实到我们的党的组织是有很大关系，他们的参加，使致公党党员的层次、质量有很大的提高，但是也应当正视，致公党的进步、发展和许多在民主党派机关岗位上努力工作的各级干部是分不开的。我们更应当注意培养民主党派的机关干部，进入二十一世纪，更不能丢掉自己党派的优良传统，专职干部在与时俱进的同时，还要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两个务必”落实到民主党派工作之中，要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要牢记毛泽东同志当年倡导的“两个务必”，首先从自身做起。
我们的干部都要学习老一辈领导人鞠躬尽瘁、致力为公的精神，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为实现党的十六大确定的目标和任务开拓进取、团结奋斗。胡锦涛总书记说：“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写於2005年10月）
图：成立不久的厦门致公党综合小组，1983年在鼓浪屿活动。笔者为后排左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