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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自治同志１９８８年参加致公党组织，当时笔者和他交谈起来彼为吃力，因为他刚回国不久，汉语的听说能力较差。今天已经能较流利地与你交谈了。
从印尼到荷兰，从少年到中年，郑自治同志在国外整整渡过了５０多年过年头，回国定居，只因为了在有生之年，能在国内继续发挥余热，报效祖国。十几年来，他以他自己仅有的在国外工作的退休金，为厦门、为公益事业做了无私的奉献。
郑自治同志非常热爱致公党和侨联组织，他积极参政议政，反映社情民意，关心政治、关心时事，组织活动从不无故缺席，并经常以他的亲身经历传播着爱国主义思想。
一些老归侨和致公党的同志谈起郑自治老先生都是赞叹不绝，在他住地的南华居委会的人们说起郑自治老人更是动情不已，大小捐款，总会留下他的芳名，翻开郑自治老人的捐款纪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一笔笔捐款的款项，为公益事业、为受灾地区民众、为援助贫困山区他都无私地伸出了善良的手。１９９４年居委会翻建办公楼捐款７０００元；１９９５年为街道“社会福利基金会”捐款５０００元，１９９６年为患尿毒症的纪少峰捐了５０００元；１９９６年为思明区扶贫工作捐款１４万元；２０００年，他又积极响应厦门侨界的号召，为西安侨心小学捐上了３.５万元。
几年来，郑自治捐献的钱数达２０万元以上，而这些钱则全部来原于他省吃俭用攒下的退休金。可他的家呢？……家具几乎是旧的，与当年笔者所见相仿。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老人呢？春节期间，笔者带着对老人的尊重和疑问，再次登门拜访了郑老先生。从窗前一眼望见他正专心致志地打印自己的文稿，笔者惊动了他的工作，然而老人笑眯眯地打开家门，高兴地向笔者问候新年好。虽然只是几个小小的举动，却表现出归侨的热情和爽快的气质，也一下子便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话匣子也随之打开。从房间随意摆设的居间，看到了有致公党组织，省市区侨联组织、及区街居委会各级组织授予老人的各类先进个人称号的证章、镜框牌扁和荣誉证书，对过去自己所做的一切老人显得自谦、自然，认为这只是自己对社会的一份责任，并指着眼前几个证章感激地说，“我只是做了普通的中国公民和一位归侨应该做的事，我非常珍惜组织给我的这些荣誉”。老人高兴地和笔者谈起了回国定居十五年来在各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也谈起了厦门人民、厦门侨办、侨联、致公党、区街组织十五年来对他的深情厚谊……从老人言谈中，笔者感到他对厦门、对厦门人民、对各级组织那深深的爱。
是啊，眼前的这位老人怎能不让人肃然起敬呢？今年已７３岁的郑自治老人出生于印尼，移居荷兰，是荷兰第三代华侨，退休前在荷兰一所知名大学任教，在数理统计学方面颇有造诣，１９８５年退休后，他不顾子女和亲戚的反对；带着他同样是未曾到过中国的妻子和藏书，回到了他曾祖父常常向他提起的故乡——中国，并加入了中国籍。也就是从那时起，在厦门南华路的居民区里多了一位常常戴着草帽、骑着自行车、穿着洗得发白的茄克衫老人，在寻找自己的“用武之地”，６０多岁了还像小学生一样Ａ、Ｂ、Ｃ地学习汉语。1985年――1993年，他在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计统系开始“履行”了从不肯拿工资的客座教，厦大图书馆还收到了他捐赠的藏书和捐赠１５０００元港币购置电脑。事隔多年，厦大经济学院不少师生还深深怀念着这位老人。
南华路居民区的那些孤寡、残疾人和困难户们也不会忘记，连续几年春节，郑自治老人总是将自己省吃俭用省下来的几千元分成一个个红包，送到他们的面前，在严冬中给他们带来了春的温暖。
谈话快结束，老人把夫妇俩与四个孩子在荷兰的像片拿了出来，并向笔者高兴地介绍了子女在国外的情况：春节他们都来了好几次电话向父母拜年，
“只要我们两个老人住在中国，他们的心也会向着中国，黄皮肤黑头发，是改变不了我们是中国人。但也不能让他们改变自己的中国心”。
离别时，回首望见老人满头的银发，笔者不禁心中一震，老人的最后几句话，表达了老人的一颗中国心，也许这才是老人为什么要定居中国的真正原因吧！他所做的一切体现了海外侨胞的爱国主义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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