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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阅读一些新闻报道和文章，对海外２０多岁的年青华人华侨，称其为第二代的有之、称三、四代也有之
，或许都有自己的依据和标准。
我出身在国外，６４年回国，我们的父辈大都是２０年代由中国移居国外，如果以初到该国定居者为第一代的话，我们这些五、六十多岁的人应当是第二代（自然代）了。当然也有学者以年龄为依据，以每代２0年计算，拟定60一80岁为第一代，以此类推
；或以文化和历史为依据做为标准来界定，因此，把在海外与我同龄者称为第三代华人华侨似乎也还过得去，相对而言海内外侨胞基本上认定了６０年代以后出生的华人华侨作为第三、四代，或以此做为研究对象。
我们这一代华侨华人所受的教育和经历受到老一辈的影响是很深的，而且我们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曾经在侨居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歧视和冲击，东南亚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先后反华、排华，使海外华人遭受到程度不同的生存压力，对祖国、对家乡有着特殊的感情，五、六十年代我们中的许多青少年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毅然回国学习或参加祖国建设；也有许多人随着 父母移居到比较开放富裕的澳洲、欧洲、美洲等国家，今天大多数已经掌管着父辈留下的家业，或开创自己的事业，有的正向儿女交班。
近几年，有机会到澳洲、欧洲和东南亚几个国家参访，也回到了自己居住过的缅甸，接触到过去的同学和朋友，也结识了不少新朋友，我从他们的身上和他们子女的身上发现了二代人各自不同的心态和想法，借此谈谈自己粗浅的印象...............
亚洲华人华侨关注母国的强大
新加坡华人林德辉兄弟是我昔日的同学，爱国爱乡的情感依然如故，有机会总想回来走走；然而其子女对祖籍国的了解朦胧不清，思想感情也很淡薄。在他们心目中，中国只是与他们同源的外国。与此相反，他们是在新加坡接受新国家意识教育下成长的，他们的命运也已同新加坡连在一起，因而在他们潜意识里
，他们是新加坡人，青年一代思想感日益西化；中华之根日渐消失。只是，新一代人在父辈影响下，其基本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仍是华人式的。
印尼华人黄再宽先生，60年代印尼排华，他们选择留在本土，长期居住在巨港做生意，夫妇俩至今仍然保持着中国式的生活方式，对华文华语、对婚姻、对中国传统习俗都表现出特殊的感情。而７０年代出生的新一代子女，在印尼推行同化政策的影响下，几乎改名换姓，已不知什么是中国的姓氏，对中国的认识甚为贫乏，对母国、家乡的感情日益淡化：华人原有的优越感在他们心目中已大大减弱。近两年印尼不断发生的动荡，对他们多数
年青人是一次很大的震憾，起码知道了华人的命运和母国的强大紧紧相连的，黄先生现在正把自己的事业交给自己子女，培养他们学习中国文化知识。
生活在缅甸的同学们，过去接受过正统的中国教育，如今许多人的思想和思维仍停留在六、七年代时期，只是见了面大多只能用缅语和普通话参杂使用，他们最大的忧虑就是自己的子女正在背离父辈的思想传统，逐渐走向缅化，但不少年轻人在父母的影响下，还是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有的还能谈出自己的祖籍地，很想回到母国看看。华人华侨为了自己的子女，千方百计地利用各种形式创办华文补习班，以服务第三四代华人。
与缅甸一衣带水的泰国，对华人华侨来讲确是另一类“特殊的国家”，由于华裔在泰国近二三百年的历史，我的朋友、祖籍广东的林明福先生是已经是第三代华人。他说：如今的华人在泰国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近二三十年来，在校的华裔大学生一般占全泰在校大学生的80％左右。出国留学的华裔学生占全泰出国留学生95％左右，华裔公职人员约占全泰政府机关、大学、医院、研究所公职人员的60％左右，华裔在泰国享受着完全公民的权利，可以从事任何职业和工作，包括军政首脑。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中是少见的，因而华人的第三四代也有与众不同的心态，主要表现在参政意识逐渐加强，近年发展尤快，这主 要是由于中产阶级的形成和知识分子队伍壮大。
去年我到菲律宾参加菲律宾洪门致公党成立１００周年期间，结识了来自马来西亚陈来缎先生等２０多位年青一代的华人，他们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闽南话不会比厦门人差，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几代人向来是自力更生，从事各项建设发展，在教育方面，维持着１３００多所华文小学及长期资助６０多所华文独立中学。马来西亚政府显然希望华人社会也自
我革新，以便配合马来社会的改革步伐，各族齐头并进。年轻的陈来锻先生热心华人社团工作，他非常自信地说，我们是马来西亚充满活力的新一代华人，虽然未成为政府发展政策的主流对象，但仍是自强不息。
与马来西亚相比，菲律宾华人社会更为进步，５０－６０岁的新一代已经活跃在各个华人社团，他们的子女，在父辈的教育并支持下，也涉及、或参与种类社团的活动，年青人以有华人血统为骄傲，体现了华人自信心的重演和增强，因为菲律宾华人社会本质上是
一个商业社会，没有明显的政治信仰与认同，新老一代华人华侨拥护中国统一，都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在背后撑腰，国家强盛才能满足华人的需求。
亚洲的老一代华人华侨最为关注母国的繁荣昌盛，以提升和扩大他们在居住国的生存空间，使新一代华人华侨更具有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欧美澳华人力争提高华人地位
美国夏威夷致公总堂的余张剑飞女士和林永福先生是不同时代的二代人，一个是７０多岁老人，说着流利的普通话；一个是３０多岁在美国成长的年青人，只能阅听一些常用中文，他们都自认为“是美国华人”，这个基本心态是在六、七十年代形成的，既肯定自己是美国籍人，又肯定自己是炎黄子孙。在美国，虽然有余张女士这样第一、二代华人为自己子女奠基，但必仅未达到完全与人平等和可以歇息享受地步，“积极追求改善生活与提高地位”，这就是林先生他们第三代华人的心态，因此他们努力求学，钻研业务，勇于开拓，重视参政，终于在一、二十年间使华人在各行各业都涌现“大批出人头地”的人，华人从学术界开始，步入政法界、军警界的也逐渐增多。林先生通过余张女士翻译说：华人一旦事业成功是不会忘记祖籍国，由于华人多少都承传中国人传统的思想和教育，在培育后代方面比当地一般白人所下功夫要多，只要力所能及，都不惜耗巨资和牺牲自己，尽量让子女深造，并教养儿女学习中文，设法补救脱祖的情况。以求取新一代华人产生心理回归现象。
在英国利物浦，唐人街是历史上欧洲最古老的华埠，今日生活在利物浦的2万余华人，大都是六七十年代当地全盛时期移居或学习的，其中就有香港特首董建华。我认识不少像冯家亮、曾炽等５０多岁的华人，大多是由香港或广东移居到那里，以经营中餐馆为业，他们的中国心和爱国心只有与他们长处才能真正体验到。知名侨领陈廷炎先生，他经常为他大学毕业的儿子不识中文而感到遗憾；更多的生活在英国的年青一代都不愿意继承父业，虽然与当地社会融为一体，但中文一窍不通，他们瞄准着比较高层次的、具有知识的行业，力争提高自己的地位。
在澳洲，遇到同学吴锦然先生，他曾是老挝归侨，回国就读医学，后赴澳洲与夫人团聚，经营中西药店，为人处世仍是６０年代在中国生活的原型，澳洲许多华人也是六、七十年代由越南、老挝、柬甫寨、马来西亚移居的华侨，多为游子、看破红尘，都有面向当地、做长期久居，世代相传的打算和就地扎根的心态，鼓励他们的子女融入当地社会，面向当地成为当地社会的一分子，但是，他们也希望子女保留和传承中华文化传统，以免成为没有根基的民族浮萍。因此不少人把子女带到中国认祖，或找机会补习中文。
在澳洲、欧洲，一些中青年人的参政意识很强，他们为得是争取生存权利。悉尼奥本市原市长林丽华女士，６０年代随父母从越南移居澳洲，与她相识，发现在她身上具有老一代华侨那种勤劳朴实、奋斗不息的精神，她普通话讲的很不错，她说：华人参政，是现在澳洲的新兴产业，能当选市长是因为她有信心将当地民众，包括华人关注的经济、教育、社区建设等方面的事务搞好，当市长在澳洲是“义务工作”，除了以自己的努力尽力提高华人的社会地位外，也希望更多华人参政，使华人的声音不断扩大。
澳洲第一个当选华人议员的沈慧霞女士和新西兰首位当选华人议员的徐毓芳女士都是在五六十年代，由国内或香港移民到当地的华人，虽然与沈慧霞女士的谈话不多，但从言语之中，从她们的身上看到了当今的澳洲华人在为自己的生存而做出的各种努力，似乎他（她）们是倚靠包容性较强，加入有实力的政党逐步融入主流社会，或许这是一条可行之途。因为华人要想真正独立的参政，恐怕这道路还是很远的。
不久前，澳洲阿德雷市华人市长黄国鑫向全球华人呼吁：华社应该进入当地主流社会，除了在经济上有贡献之外，他们应该团结起来影响政府的政策。这不限于参政，而是要活跃地参与主流的社会。５６岁的黄国鑫先生６０年代赴澳洲深造，定居澳洲３０多年了。黄先生的呼吁希望能唤起各地新一代华人的共鸣。
从海外第二、三代人的身份变化和心态来看，华侨、华人已逐渐形成了以外籍华人为主体的华侨、华人社会，并将作为一种稳定的形态长期存在，这一变化决定了他们日益融合于当地社会，对所在国的认同更为强烈。因此，他们同中国的关系，主导方面已变为不同国籍同民族之间的亲戚关系。１９５６年１２月周恩来总理到缅甸访问，在会见华侨代表时说过“缅甸人民把中国人民叫作‘胞波’，‘胞波’就是同胞的意思，就象亲兄弟亲姐妹一样”。你们“取得侨居国国籍后，就不在有中国国籍了”，“就好象女儿嫁出去后，不再是娘家的人，但还是亲戚嘛。男的呢？男的也可以招赘嘛，就是女婿跟媳妇过来，这不也是很好吗？对缅甸来说是给他们添丁，对中国来说是增加一门亲戚。”
进入新的２１世纪，我们必须研究掌握当今华人华侨的各种不同的心态，过去世界各地华人华侨因语言和地区的隔阂，与我们沟通不多，随着资讯和交通的发达，应着眼如何促进海外社团之间的交流，也促进与我们之间的交流合作，有目的地做好他们的工作，以顺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和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要求。（写於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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