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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一：等“机构改革”再说。
机构改革临近，不少干部心中没底，特别一些中层干部，思想情绪波动较大，办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的现象较为普遍。55岁左右的同志，已经做好退休的准备，
心想反正船到头、车到站，机构改革免不了是首选对象，因此对待工作也就不可能有更多的激进心；45岁左右的干部恐怕是较为理智的群体，有包袱也有信心，绝对不敢在机构改革的时候掉以轻心，因为公务员中的这一年龄段竞争是激烈的，他们做事总会小心翼翼，且工作中会尽量与他（她）的上级保持思想一致，以得到日后的重用提拔（如果他的上级是55岁左右的领导，可想而知，工作就不会有多大起色了）；30岁左右的年青了，思想就更为活跃，机构改革对他们来说影响不是很大，也没有什么包袱，海阔天空自有留人处，大不了另找去处，他们多以平常之心对付平时的工作，只想等到机构改革以后，再好好为他的上司干一番事业。
表现二：厦门的干部缺泛自信。
在厦门似乎是外来的干部才吃香，也许是受到过去厦门走私案的影响，提拔任用干部就比平常更为小心谨慎，好像只有从外面调进来的领导干部才是一身清楚，这使厦门一些干部的自尊心受到扭曲，心里总是无法平衡，厦门的干部基础不错，政治和业务素质都比较高。但是“用起来不太方便啊！”这或许也代表一部分干部的思想。这是事实。因此一些领导和干部，办起事来都是小心翼翼，自上而下，一些部门领导又根据市里的规定，制定了更严密的细则规定，对干部的行为束缚的比过去更多了、也加强了，中央、省府已经定了几条管理干部的规定，到厦门自己又补充了几条规定，到部门又加几条。把自己的干部管的比中央、或其他省市干部还要严格，把我们基层的干部当成小孩，生怕我们犯错误，挫伤了广大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市委、市政府的本意是好的，想防范于未然，但腐败分子必竟是少数，不能用对付少数人的方法对付大多数干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一些做法是损伤了干部的自尊心和工作情绪，不满情绪也日渐增加。
表现三：怕“出格”
从宏观来看，现在的一些部门凡事都要左顾右盼，办事总要看看中央和省里有没有文件依据，看看其他地市有没有相关的做法，上面有规定的就做，没有规定的就等，丢掉了特区勇于先行先试的本色，安于现状，日趋保守。以人事制度改革、吸引人才等方面的政策为例，厦门基本上是跟着别人跑，总是慢半拍，与同是特区的深圳相比相距越来越远（至少有相当一部分的群众是这样认为）。如去年我市在制定留学人员有关优惠政策时，许多同志提出对来厦门工作多年留学人员，是否发给类似绿卡时，不被重视，理由是上面没有这样的规定或先例，时隔半年上海自己就出台条例，允许给留学人员发“绿卡”；又如，从中央到地方的侨办，都是一套班子，二块牌子，如海外交流协会，但在厦门办起来就很困难，组织和民政部门按步就搬，不给余地，虽然市领导也批示了，还是搬出了各自部门的规章制度框了起来；又如厦门侨联的一些归侨联谊会，本来按中国侨联的章程规定，侨联可以有审批成立自己的团体会员，但到民政局又行不通，他们是按照民政部的文件来审查社团的，同样的问题在内地可以办的，在厦门经济特区、或是一个特殊的侨乡就行不通了，为什么厦门民政局就不能把这事往全国侨联的章程靠呢？以上的例子，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厦门办事难已经涉及到各个部门了，也成了一种规律：没有文件规定的，有的绝对不会主动去做去执行；可以执行或不可执行的，厦门是往不可执行的靠；可左可右的厦门是往左的靠：厦门有文件规定的，他拿省的文件与你对照；省有文件规定的，他又拿中央的文件与你对照；其他部门有文件规定的，他拿自己部门的规定照办不让；，部门有文件的、领导有指示的，他又拿法律和你对照，特区还能特起来吗？
表现四：怕“决定”
从微观看，凡事都要集体研究，集体决定，美名其曰是“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其实是拈轻怕重，怕承担责任。于是乎，小事一桩，科员找科长，科长找处长，处长找分管，分管找主管，主管建议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于是乎，当场能够解决的问题便又成了马拉松式的研究、讨论，于是办事效率低，群众不满意。现实中已经有一些部门的领导干部习惯了逐级批转的工作作风，大小事情都来集体研究决定。这一来，许多事情经过一再研究，没有十天半月的就是决定不下来。
因此，现在社会上又出现了另一问题，政府部门可以解决的，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未能主动去做，而且大都是从部门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群众的利益出发，所以把原本是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最后要请市长出来协调，市长成了消防队长，报纸上经常看到有书记、市长出来协调问题的报道，这不能不怀疑有些部门的工作的无能，新闻一报道，许多人看了以后心里总是感到有些纳闷，一市市长，有很多的大事要做，起码各政府组成单位及领导要完全地对市长负责，更不应当把本应该是本部门内的事情也让市长操心。深圳的副市长到厦门工作几年，体会也很深，离开厦门之前他说：在深圳是市长找部门办事的多，掌握政策原则，在厦门是倒了过来了，本应是部门的事，市长代替他了。
我们的政府机构是需要认真改革的时候了。
在这里也提出几点建议：
建议一：决策层应做出表率
决策层领导应以实际行动，表现出开拓进取的风貌，在恰当时机，表彰或鼓励一批勇于创新、敢于负责，有实绩，群众满意的领导干部，以鲜活的事例鼓舞人，这远远比下发一次又一次的文件，提出一系列又一系列的要求更加有实效。
建议二：明确职级责任制
职责明确，领导不必事必躬亲，下级不必事事请示；下级超越职权固然不对，上级插手下级事务亦不对，在职责范围内不作为更不对，应加强上下级之间的监督机制建设。对下级应当做的而不去做的要追究其责任，而不是去协调。
建议三：对领导干部不应刻意求全
要鼓励干部敢为天下先，在政策制定方面，只要符合“三个代表”精神，只要能够解决问题，只要符合大政方针，即使上级没有相关的规定，也要尽快出台，抢占先机，而不是刻意求全，丧失优势。这对于人事制度改革，吸引高科技人才来我市创业的政策尤需如此。我们还是要有特区特办的精神，摸着石子过河，在保持政策延续性的基础上，对一些规章制度逐步的修改、补充、完善，以体现我们的党委政府相信广大干部，使广大干部也相信党委和政府，凝成一股劲建设厦门。
建议四：建立干部引咎辞职制度
在廉政建设中有必要建立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不但对本单位内发生情节严重的，造成恶劣影响的领导干部要引咎辞职；对因官僚主义，用人失察，疏于管理所造成的工作失误，负直接责任的领导干部，要向选举机关或任命机关引咎辞职外，对办事不利的单位、部门干部也应当执行“引咎辞职”。引咎辞职是一种自省自检特有方式，在政府部门有必要制造这种自责、自省的氛围。.要想动真格的，首先要有一副“铁心肠”要打得开情面，其次要有一道铁规矩，原则开路，纪律定过，不徇私情，再次要有一只“铁手腕”，谁之过，谁负责，谁掉乌纱帽，谁也躲不过。谁不主动“引咎辞职”，组织就对谁就地兔职。
（写於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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