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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战时起，司徒美堂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相识、相交，此后历经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和土地改革等，他们之间结下了弥足珍贵的深厚友谊。时至1952年，司徒美堂与毛泽东先后有六次函电往来。
第一次：1941年1月，美国纽约其时，司徒美堂觉得“国共分裂形势严重，祖国将有内战爆发之虞”，便以美洲洪
门总干部监督名义致电国共两党领袖，指出中国的抗战“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人人须要出财出力，甚至出命，团结一致，以争取整个国族之生存。万不容任何党派各自为战，各自为政，更不容任何党派互相倾轧，贻误抗战以至亡国”。
收到司徒美堂等的电函，3月14日毛泽东主席复电司徒美堂，介绍了国内的抗战形势，并指出：“国共合作，已遇严重之危机”，“中国今日决不能同时进行既对外又对内之两个战争，必须完全取消国民党当局的反共计划，并驱逐亲日派，团结全力，以与日寇相搏斗，抗战始有胜利可期”。
第二次：1942年秋冬，重庆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司徒美堂在香港陷于日本特务之手，幸得中共地下组织派人营救，方化装脱险。1942年秋，他辗转到了重庆，受到中共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的热烈欢迎。周恩来口头转达了毛泽东主席“欢迎美堂先生在方便的时候访问延安”的邀请，并赠送延安生产的羊毛毯子、陕北小米、河南小枣。司徒美堂复函向毛主席表达了敬意和谢意，却因须赶返美国，未能成行访问延安。
第三次：1948年10月，香港1948年5月，全国解放已势不可挡，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
1948年10月中旬，司徒美堂从香港返美前夕，中共华南分局连贯同志设宴为之饯行，地点在香港铜锣湾沈钧儒先生的家中。司徒美堂即席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衷心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向“出斯民于水火的毛润之先生致敬”，并郑重表示：“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
因交通受阻，投递费时，司徒美堂的信直到1949年1月20日才由毛主席作复。复信中说：“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为当务之急”，并热诚邀请司徒美堂“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
第四次：1950年2月，北京1950年，广州“华侨新闻”月刊创刊，司徒美堂函请毛主席为之题词。
毛主席欣然应允，于1950年3月亲书“共同奋斗”四字题赠“华侨新闻”月刊。
第五次：1951年4月，广东鹤山1951年广东侨乡鹤山开展土地改革，经毛主席、周总理批准，司徒美堂南下视察土改，以其所见所闻，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粤中侨乡的土改》专栏文章。途中，司徒美堂上书毛主席，报告土改情况，并转去农民献给毛主席的礼物（由致公党的黄鼎臣同志带至北京）。很快，他就得到毛主席的复信，请他向鹤山农民转达主席的谢意，并希望他于6月上旬返京（原信见图片）。复信由粤中报制版刊出，侨乡农民也十分高兴。
第六次：1952年冬，北京毛主席经常把各族人民献给他的名贵礼物中的补品，如鹿茸、人参、麝香、川贝、枸杞、田七之类的东西转赠给政协老人。80多岁的司徒美堂所获尤多。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使美堂先生联系到1949年毛主席赠他皮大衣御寒和特制座椅代步的事，内心深为感动，特上书感谢。
1950年冬，《光明日报》连载了司徒美堂的长篇回忆录《旅美六十九年》。毛主席开会时与司徒美堂见面，多次称赞：“老人家，文章写得好啊，我每天都看。”后来，回忆录以单行本出版时，美堂先生专门呈送毛主席一册以作留念。
（作者：司徒美堂秘书司徒丙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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