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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寅初:我与中共三代领导人
——回顾我这一生所走过的路

◆ 徐琪中 方修仁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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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7月1日,恰是中国共产党80周年的生日。
  这80年的风风雨雨,共产党率领全国人民,摆脱了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奴役、使老百姓真正当家作了主人,使大陆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让全世界震惊的成就。我就是这一切的目睹者,见证了已经被永远载入人类文明史册这辉煌壮观的一幕幕。我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并最终在她的领导下为国服务,为实现自己的强国富民理想而奋斗。

  “做一名真正的中国人”
  我1915年生于安徽合肥一户“书香门第”的家庭,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深受外国列强的欺凌,使年轻时期的我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希望寻找到拯救祖国于灾难之中的途径。三十年代初期我在苏州东吴大学附中上学,这期间先后发生的“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怒涛。我和同学们一起拦火车赴南京请愿,要求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外御强敌,谁知竟遭到军警的镇压。这件事,在我心中烙下了深刻的伤痕,从此我立下誓言:做一名真正的中国人,为驱除日寇、振兴中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934年,我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的实业管理系。在校期间,我和部分同学发起成立交大救国会,我被大家推选为救国会的执行主席。那时我非常佩服走向抗日救亡前线的共产党,尽管当时我并没有和他们取得任何联系。我经常和同学们磋商抗日救国,并组织各种活动。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次是联合上海各大学的学生,向当时的市长吴铁城请愿抗日的爱国示威。那时我还担任交大校刊的记者兼编辑,在上海报纸上发表《与胡适之先生商榷》等文章,抨击社会上投降主义的谬论。
  毕业后我到香港邮政汇金局任职,白天在汇金局工作,晚上便在香港《申报》担任编译,宣传抗日,用自己的笔来揭露日寇的罪行,唤起民众抗日的斗志。1939年8月,我旅居印尼西雅巴达维亚(现雅加达),从事新闻工作,曾任《天声日报》编辑。一年后创办《朝报》,任总编辑兼经理。那时在国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运动风起云涌,一曲曲爱国主义的颂歌传来,使我们海外华人十分振奋。我又与爱国侨领陈嘉庚创办《南洋商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对华侨救亡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我在报上发表不少抗日文章,可惜这些文章一部分在战乱中丢失,一部分在“文革”中被“造反派”焚毁。
  日寇1941年12月发动太平洋战争,翌年3月入侵印尼。我因为宣传抗日遭到日本宪兵的追捕,不久被人出卖锒铛入狱。尽管受到拷打审问,但我作为一名真正的中国人,并没有屈服,相反更坚定了抗日的决心。从巴城监狱至万隆集中营,我被整整关押了3年半,其间我还把日寇的罪行桩桩件件都记录下来。我在狱中的意外收获,是结识了印尼巨商——“糖王”黄仲涵之子黄宗贻,并成为莫逆之交,为我以后发挥自己专长,走实业救国的道路打下了基础。
  战后我获得了自由,感到同胞应当拧成一股绳,才能保护自己。于是奔走在华侨各社团组织之间,力促华侨社会的团结,并成立了中华侨团总会,我担任总干事兼华侨治安总会主任,积极维护华侨的权益。
  1947年,我被黄宗贻聘为印尼著名的建源公司驻上海分公司经理,这样我又回到了祖国。时隔10年,刚挣脱日寇魔爪的民族,又陷入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内战深渊。上海各界人士和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为呼吁和平而奔走。我虽然没有加入他们的行列,但爱国之心忠贞不渝,默默地为迎接祖国解放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

  这是人民的党
  全国解放时,我对共产党还不十分了解,尽管对他们领导全国人民抗日敬佩有加。然而“耳听为虚,眼见是实”,我亲眼看到解放军战士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曲,在南京路上行进,为了不打扰老百姓,晚上悄无声息地露宿在马路边……由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给十里洋场的上海带进了一股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春风,我从这支不寻常的队伍身上,对共产党的认识开始具体化了。

  建国以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者政策,对民族工商业以及由海外华侨投资的企业,采取完全不同的特殊方针,这些措施保护了绝大多数以实业救国为理想的工商业者的积极性,令我和许多工商业者都十分感动。使我们不仅认同社会主义革命,还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切使我对共产党产生了一种亲切感,我深信:这是人民的党,是带领中国走向文明、进步、繁荣的党。我此时感到自己选择留在祖国、留在上海没有错。那时我就想着为新生的祖国、为人民的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当新中国的建设进入对私营企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联系了同业中好几位知名工商业者,率先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带领部分从事进出口的企业,第一批走进了公私合营行列。合营后,我被大家推选为一家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兼上海一家进出口公司的经理,这时我真正感到自己是在为祖国服务,亲手参与建设祖国是无上的光荣。那些年我心情格外地舒畅,因为我看到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劳动人民迅速医治战争的创伤,国家的经济日益好转。事实使得我坚定了听共产党话,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1956年前后,全国和上海相继成立归国华侨联合会,我分别担任委员和副主席。全国侨联在北京成立的时候,毛泽东主席特地来看望我们这些海外游子的代表。那天我荣幸地见到了毛主席,还聆听了毛主席对华侨华人的殷殷教诲,并与大家一起和毛主席合影留念。现在回忆起来我还是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也成为我以后努力做好工作的动力。归国华侨联合会的工作,讲到底是一项凝聚人心的工作,刚建国的时候,由于国内外形势等客观条件的制约,要医治战争的创伤,尽快恢复经济,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海外华侨就成了一支不能缺少的重要力量。我在自己的岗位上热情地为归侨侨眷排忧解难,在工作中努力维护华侨的合法权益,积极鼓励海外华侨为祖国为家乡出力。我自己也多次捐出巨资,支持公益事业,支持社会主义建设,为此我还受到过人民政府的表彰。

  荣辱与共春又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统一战线工作注入了蓬勃的生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各民主党派,逐渐恢复正常的活动。致公党中央从自身的状况和特点出发,拟在上海等一批大城市新建地方组织,以扩大党的工作面。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天,我接到致公党中央秘书长的来电,就这样我与归侨侨眷自己的政治组织——致公党有了接触,在有了深入了解后,我毅然加入了这个侨党,并开始着手在上海筹建地方组织的工作。
  筹建致公党上海地方组织的工作,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的有力支持,从发展党员、拟定组织建立后的工作打算,一直到成立大会的召开。1980年12月4日,致公党上海市支部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市侨联会议室召开了。与会的同志们出于对我的信任,选举时任市侨联主席的我为第一届主任委员,使我的政治生活有了新的内容。
  经过“文革”十年的浩劫,不仅使国家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也使许多人的思想处于茫然的境地。上海致公党组织建立起来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开展侨界的落实国家政策、坚决拨乱反正的重要工作。邓小平不止一次地说:“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这对我们做好落实侨务政策工作来讲的确是非常受鼓舞。由于我们深入细致地工作,共产党在归侨侨眷心中的威信得到恢复和提高,在大家的身上重新又焕发出当年回国报效祖国那股子热情,中华大地上见到了久违的欣欣向荣的景象,人们的脸上都流露出发自内心的喜悦。
  侨党的一个特点,就是海外的关系比较多。总设计师邓小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倡导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为我国发展经济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氛围,这让海内外的侨界都感到非常高兴。我不仅要求大家多做海外亲友的工作,使常年生活在海外的游子了解国内正在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理解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进而动员他们回来参加热火朝天的建设,自己也身体力行,利用社会关系广泛,朋友遍及欧、亚、美几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开展“三引进”工作,推动两岸的和平统一。
  为了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我通过来沪探亲旅游、洽谈贸易的华侨了解侨请;还利用赴美探亲的机会,花大量时间到大学图书馆翻阅、收集有关资料,通过对当地华侨社会的参观、访问,深入了解华侨的生活状况,使工作更加有的放矢地开展。我对华侨华人的研究受到了政府部门的重视,一些观点和想法成为政府部门决策时的依据之一,使我们侨务工作更加讲究实效,取得成效。
   1983年,邓小平和彭真等中央领导出席致公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和始终关注侨务工作的邓小平有了比较多的交往。此后不久我就到北京致公党中央担任工作,直到后来出任中国致公党中央主席,与邓小平接触的机会更多了,邓小平对参政党的关心、我是深有体会的。共产党对海外华侨华人的关心,我是深受其惠的。由此,我更加认真负责地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责,努力反映社情民意,沟通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交流,我的许多建议,受到国家和地方高层领导的重视,不少被政府在制定决策中采纳。

  为祖国统一大业再尽力
  我早年上中学时,与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同窗三载,是关系不错的好友,毕业以后我们就联系不多了,只是一些书信的往来,尽管这样却不妨碍我们之间的个人感情。香港回归提上议事日程以后,我就一直盼望能与老同学有机会重续友情,令人遗憾的是老同学已于几年前不幸走了。斯人已走,然海峡两岸的交流还将继续,祖国的统一大业必将实现。我现在年事已高,很少出门,然而祖国统一这件事始终放在我的心上,并力所能及地做些有益的工作。
  说到祖国统一,使我想起在1997年——香港即将举行回归大典的前夕,我作为中央政府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与江泽民总书记同坐一架飞机赴港时的情景。在飞机上,我坐得比较靠后,总书记上来后一眼看到我,高兴地走向我的座位,拉着我的手,然后在我身边的空座位上坐下。此时此刻,我的心情非常激动。总书记说:真高兴啊,我们一起去香港!尽管我和总书记都是交大的校友,而且总书记在上海任职和后来到中央工作,我们经常在各种场合里见面,时有面对面的交谈。但是象这次同在一架飞机上坐在一起,共同度过一段庄严而重要的行程,却还是第一次。

  当时,我几乎忘记了自己与是国家元首坐在一起,只感到我是在同老朋友亲切叙谈。总书记很兴奋,因为此行的目的地是即将回到祖国大家庭的香港,我们交谈的话题很自然地从香港的曲折经历谈起。

  总书记熟悉香港的历史,他在谈话中特别讲到,香港人民为摆脱奴役、争取自由而进行的几次声势浩大的斗争;还回忆起在解放战争时期,许多民主人士在香港与反动派斗争的史实。他说,我们绝不会忘记香港曾经有过这么一段光荣的历史。总书记兴致勃勃地分析香港近五十年来的变化,他总结性地指出,是半个世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新中国的飞速发展,造就了今天香港的繁荣。

  我非常赞同他的见解。我们一起回顾这几十年来,对香港的文明进步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许许多多人士。从总书记的眼神里,我看出了他对那些人有着深深的敬意。

  同过去的许多次见面、谈话一样,总书记总是要我对上海、对全国的发展,多反映些问题,多提些建议。在他看来,民主党派的专家、学者比较多,社会接触面比较广,看问题也有相当的深度,应当为祖国的建设好好地发挥作用。在整个航程中,我和总书记不停地交谈着,其中一些话题我们以前也曾经多次谈到过,但是这次可以说谈得更加深入。

  我现在生活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过得很舒心。阅报、听广播、看电视新闻,关心时事政治,成了我每天的必修课程,我非常想在有生之年,为两岸的和平统一再尽一份力。

    现在我们站在新世纪的开头,又逢中国共产党的八十岁生日,尽管国际形势依然风云变幻,我们仍然要坚定不移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侨胞,坚持走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发展生产力的道路。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大力增强祖国的综合国力,为海峡两岸的早日统一创造条件,为振兴中华的宏伟事业添砖加瓦。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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