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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关于被历史误读的司徒美堂》前的几点说明和意见
(只供内部参考)

◆ 王起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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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司徒美堂诞辰145周年,3月27日, 接到致公党广东省委会宣传处发来邮件《关于征集纪念文章的通知》,邀我写篇文章来纪念司徒美堂诞辰145周年。
  其实早在司徒美堂诞辰140周年,我曾经萌发着撰写一篇相关纪念文章,然而参阅了130周年、135周年大家写的纪念文章后,感到无从着笔,因为我看不少纪念文章,似乎已经把司徒美堂的一生定格在同一个“模式”上,如果要事实求是的按照自己的所闻和看法来写,恐将会违背既定“模式”,真让我难于着笔。
  此次我看到《关于征集纪念司徒美堂诞辰145周年纪念文章学术论文的函》附件中的《司徒美堂大事年表》,年表比较实事求是,回避一些疑点和提法,也就感到欣慰。既然是征集“纪念文章学术论文”,我作为致公党老党员,想用“纪念文章”与“学术论文”两者择中方式,着重用洪门与华侨、致公堂与致公党的历史渊缘,来畅述司徒美堂在洪门、华侨、致公(堂、党)之路上的行为与思想。
  过去我在为各地致公党组织讲授中国致公党发展历史、海外洪门发展历史时,时常碰到新党员提出陈炯明、司徒美堂与中国致公党的关系的疑问时,自己往往未能给予满意的回答,对此曾经也请教过上海陈昌福教授,虽然也有些同感,但由于缺少历史资料佐证、或属于致公党内的敏感问题而未能正面回应。这因为是一些历史性的问题,中国致公党又是成立于国外,很需要通过学术论坛,请海内外专家学者来探讨研究,像我们这样的致公党党务工作者,思想保守,只能是照搬旧套。
  只是我在1981年参加致公党后,有幸参与接待、并亲自听到黄鼎臣、伍觉天、许志猛等老一辈洪门人士、致公党领导人的讲述洪门、致公堂、致公党的历史,也才引起自己对洪门、致公党历史的兴趣。但我们只是专职干部而已,不是研究洪门、致公党历史的专家学者,因此只能在工作中尽量实事求是的为党员遵照《党史》、《章程》做讲解而已,要提高到理论水平来研究、讲授致公党的历史,就一定要靠陈昌福教授等专家学者了。
  从中国致公党七大至十四大,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致公党内的专职干部(包括兼专职主席、主委),都是来自不同岗位新手,绝大多数人对致公党的历史、海外洪门致公堂的历史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所以,通过举办纪念孙中山、司徒美堂、陈其尤、黄鼎臣及中国致公党诞辰庆典活动举办“论文研讨会”,或许会弥补不足。

  我的几点意见:
  一、关于司徒美堂1923年、1925年参加创建中国致公党质疑,从我掌握的史料中,没有见到有关资料可以证实司徒美堂参加这二个会议。
  在1923年、1925年的恳亲大会的名单中没有司徒美堂名字,如:
  1923年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大会在旧金山召开,在其69位区域代表名列中,出席大会的美洲致公总堂代表是黄任贤、黄三德、朱逸庭、康洪章、黄杰、陈浩孙,没有出现司徒美堂。
  1925年10月10日,中国致公党总部开幕会上20几个代表中也没有司徒美堂名字。相片上也没有司徒美堂。
  以上质疑在十年前曾经到美国,并向夏威夷致公堂、旧金山致公堂、纽约致公堂有关洪门人士咨询,也无法得到证实。

  二、1931年10月,中国致公党在香港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来自美洲和其他海外各处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参加会议代表名单:徐静洲、吴演存、陈湘文、林植才、李瑞生、曾仲伟、陈演生、莫振英、王 涛、钟文裕、黄无晦、梁太仓、陈兆文、陈锦楠、胡振群、朱 熙、钟景山、朱 耀、陈显光、陈直中、黄伯群、曾助尧、江英华、司徒俊葱、陈炯明、宋静琴、钟秀南、钟广彬、刘习卿、严锡煊等三十余人中也没有司徒美堂。(在此次大会留下的照片里也没有司徒美堂)。

  三、一些文章(包括《中国致公》杂志)撰写人在谈到司徒美堂与孙中山的关系时,描述司徒美堂与孙中山在波士顿同住了5个月,经过查阅孙中山的年谱和旧金山致公堂盟长黄三德在陪同孙中山在美国、加拿大活动的行程中,也找不到孙中山有在波士顿与司徒美堂留住5个月史料。

  四、有些文章把1925年10月10日成立的中国致公党(总理陈炯明)和1945年3月12日成立的中国洪门致公党(主席司徒美堂)混为一谈;至今在中国致公党的历史史料上,对“中国洪门致公党”没有做过定论。然而在领导发表谈话、介绍文章时又把司徒美堂称为“中国致公党的创始人”、“中国致公党元老”,但在介绍他的简历中也只有提到“洪门元老”、“洪门大佬”、“美洲洪门元老”之称呼,没有提及他是否是“中国致公党党员”、“致公党元老”。
在司徒美堂自己谈话、声明中也从未说他是致公党元老,且都以“美堂以洪门老人地位”、“美洲洪门致公堂耆旧身份”自称,让许多致公党党员感到费解。

  五、关于“司徒美堂致公党美洲总支部主席”一句:
  一些文章、文件中和大事记中写道:“1931年10月,中国致公党在香港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由陈炯明主持,美洲洪门元老司徒美堂也参加了大会,这次会议决定中国致公党总部设在香港,仍推举陈炯明为总理,陈演生为秘书长,司徒美堂为美洲总支部主席。”
  然而在1932年3月15日“中国致公党中央本部第三号训令中”,其所列出的各地区党总支一览表中根本就没有美洲总支部,美国只设“中国致公党驻金门地方总部”。
  其列表如下:“中国致公党驻金门地方总部”、“中国致公党驻秘鲁地方总部”、“中国致公党驻古巴地方总部”、“中国致公党驻伦敦地方总部”等八个国家的地方总部;有包括“中国致公党驻雪兰莪(吉隆坡)支部”、香港、澳门、上海、天津、大连、广州湾、厦门、汕头等十一个支部为中央直辖支部;还有荷兰支部,秘鲁毡乍支部、华拉分部,巴拿马箇即等分部列属于其他总部领导。
  根据上述,未能查证“中国致公党美洲总支部”是何年在何地成立。如果有“司徒美堂也参加了大会”、和“美洲总支部”,能有史料来证实。
  以上几点意见,仅供学者专家研究参考。既然是“学术论文”,希望不能再回避一些敏感的问题。
                           (2013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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