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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侨爱国魄

——纪念爱国华侨黄丹季先生

◆ 郑婕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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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南侨的代表是陈嘉庚先生。在老先生一生中无数善举被记载,传颂。但老先生一生中心中不忘的却有一个默默贡献的朋友,陈嘉庚先生曾经这样说:“我欠人家的钱债、人情债,都已还清了;只有欠黄丹季的债,没有还清。”
  与黄老丹季先生次生的一面之缘,是先见其人而后知其事,更是在多年后详解其一生。
  那是1993年随祖父回印尼,一住便是一个月。这一个月中很少游览观光,而是人来人往陪伴祖父见了很多的人。少年无知的我,懵懵懂懂浑然不知来的是谁,去的何人。有一天祖父带着我从印尼的玛琅市驱车前往泗水看望一位老人,一位平淡无奇,少言寡言的老人。93岁的高龄却记忆依然清晰,二位老人家加在一起也有百十岁了,紧拉着手仿如年青,胸中波涛面却平静。后来在回来和路上,祖父便给我讲了黄老先生的故事。
  抗战初期,陈嘉庚在新加坡发起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并出任主席,领导南洋华侨的抗日救亡活动。为此,日寇对其恨之入骨。1942年日军占领新加坡时曾悬赏100万元捉拿陈嘉庚。新加坡沦陷前夕,陈嘉庚前往印尼避难,于1942年5月抵达梭罗。梭罗气候炎热,陈老多次牙痛,在征得陈先生同意后,黄丹季毅然将他接到玛琅。
为确保陈嘉庚的安全,黄丹季有意将陈老化名填上早年的户口和税单,把陈先生变成玛琅的“老居民”。尽管如此,黄丹季仍放心不下,惟恐哪里出了纰漏而发生意外。那时,玛琅各地不时出现各种传言,警探和汉奸也故意造谣蛊惑人心,说:“陈嘉庚被捕了!”等等。这些传言使厦大和集美的校友们忧心忡忡,心急如焚。黄丹季知道自己所承担的风险,他暗暗下了决心,就是死也要保证陈先生的安全。
  1943年春的一天凌晨,黄丹季突然被屋外的汽车声惊醒,他起身往窗外一看:糟了!日本宪兵已把房子团团围住。难道他们知道了陈先生的下落?就在他考虑应对的时候,宪兵撞开大门,气势汹汹地冲进屋来,对着黄丹季大叫:“荷兰人!荷兰人!”丹季似乎明白了什么,镇定自若地说:“我不是荷兰人!”这时一名宪兵对领队说:“我们走错了,这是二号屋,不是四号屋。”宪兵领队才带队离去。原来,那天日本宪兵是冲着隔壁的荷兰军医来的。尽管这只是一场虚惊,然而在这突如其来的搜查面前,黄丹季也着实出了一身冷汗。
  同年10月的一天,陈嘉庚正在外屋看书,突然,一个日本军官闯进门来,用印尼话大声喝问:“你是谁?”见陈没有回话,便拍案大叫。陈老纹丝不动,装作没听见似地看书。听到外屋的声响,黄丹季心头一紧,急忙从内屋跑出来,一边比划一边说:“他是我叔叔,耳聋听不见。”日本军官听了才悻悻而去。见陈老又闯过这一关,黄丹季心上的石头总算落了地,如释重负地吐了口气。
在那一段苦难的岁月里,黄丹季与陈老形影相随,耳濡目染,类似的各种见解与观点,使他深受启发,获益匪浅。在言及战争的情势乃至中国时局的发展时,陈嘉庚亦以其独到的眼光作出了精辟的分析,他断言,“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必发生内战”,他坚信:“旧的东西必定灭亡,新的东西必定成长,这是发展的自然规律,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所有这一切无不对黄丹季的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后来形势的发展果然像陈嘉庚先生说的那样,使黄丹季更加钦佩陈老的远见卓识。他为这位华侨领袖的睿智与才学所折服。
  抗战胜利后,陈嘉庚安全返回新加坡。他在给集美学校董事长陈村牧的信中说:“余民国三十一年避难住爪哇,蒙校友黄丹季君诚恳招待三年余,衣食宿均他供给,深情厚意,终生难忘。”在玛琅,为保护陈嘉庚的安全,黄丹季不顾个人安危,将生死置之度外,在1100多个日子里,日夜守护在陈先生的身旁,甚至关闭了自己的企业,随时准备为陈先生作出牺牲。黄丹季是个读书出身的人,平时胆量并不大,但为保护陈先生,他挺身而出,冒着生命危险同日寇周旋和斗争,充分体现了他的大智和大勇,堪称天下一奇。这便是最危险的地方,也最安全,黄先生的家就在日本宪兵队的对面。
  陈嘉庚返回新加坡后,获悉黄丹季在安溪的家眷经济拮据,曾委托陈村牧给予经济上的支持,连续拨付了5个月的生活费。之后,陈嘉庚欲将海外大片橡胶园赠给黄丹季,以报答他3年多来的悉心照顾和保护,却被黄丹季婉言谢绝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嘉庚回国参政,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侨联主席。他深知黄丹季在国外处境艰难,曾多次劝他回国。他在1953年7月22日的信中写道:“自去年初闻被当地拘禁,无由通信,……迨至年终,有鼓浪屿苏君来访并告知先生已获自由,我托其函告先生回国,约有数端:多年来屡遭不测之苦,应当厌意者一;别离妻子太久,应聚天伦之乐者二;祖国百政维新,当归观光者三……若生活服务,此间自有位置,鄙意劝先生回来在此理由……元月赴京晤蔡先生,谈及先生事再三嘱托,希勿再恋为荷。”印尼华侨李先生得知后,也动员黄丹季回国。他说,陈老在国内有很高的地位与影响力,你曾有功于他,现在处境又不好,只要回国找陈老,他一定很高兴,也一定会全力帮助你找一个很合适的位置。对此,黄丹季很平静地回答:“作为陈先生的学生,保护陈先生是天经地义的事,不需要什么报答。”“如果回国投靠校主,让他来照顾我,我的生活一定比现在好。但这样做势必给校主带来许多麻烦,而且还会让人以为我过去为校主服务是有目的、有所求的。我不愿这么做。”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始终没有接受陈老的邀请。对此,陈嘉庚一直铭记在心。多年来,他一直惦念着这位倔强的挚友,希望他能回国相聚,却不料丹季执意不从而未能如愿。中侨委领导何香凝、庄希泉等人得悉此事后深受感动,遂于1956年以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的名义邀请黄丹季回国观光。
  这便是那段惊心动魄的往事,在老人讲来却如此平静。即将离开印尼时,一天中午,未曾想到黄老先生以93岁的高龄从泗水赶到玛琅,为祖父送行,依然紧握双手,久久不愿松开,想必此生最后一面不过如此,依然平静,却能感受到心潮的澎湃。从未问过祖父是如何与黄先生交往又如何成为朋友。直到1995年黄老去逝,祖父在得知后悲痛万分,几日无语。更是不敢细问。
时间飞逝,已是2013年,祖父离世也8年有余,冥冥中5月末的一天在网上搜索资料,找到了一本纪念黄老的旧书。急急买来细细阅读,却无意中找到祖父写的一篇祭文,便打开的历史沉睡的往事。
1945年玛琅中华总会成立,祖父便是在这次常委会上结识了黄老。因黄老得知祖父曾在上海上过学,认定祖父与那些受荷兰人教育的青年不同,便开始了交往。1946年玛琅中华总会成立了“生活促进社”黄先生任主席,便开办国语学习班,祖父除振奋之余,还积极建议成立“生活校友会”,旨在宣传民族意识和新中国。这得到了黄老的支持,此后有了更多的机会商量问题,共事见面。1948年由于拒绝荷兰人要求组织华侨保安人,制造民族矛盾和仇恨。黄老和祖父等七人被荷兰殖民者逮捕入狱,十个月后才被无罪释放。
  自此二位老人便再也没有见面,直到1992年黄老来信,才有了1993年的此生最后一面,原本相约1997年再见,两位诚信了一生的老人却没有办法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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