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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於1947年5月1日至5月10日在香港举行。
“三大”是致公党历史上一次最重要的会议，不仅是致公党历史上一次转折，也是致公党的一次重建。如果中国致公党“二大”是一次从会党向政党成功转型的大会，那么“三大”是中国致公党从旧民主主义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里程碑。
“九一八事变”，
陈炯明总理率领中国致公党全党投入“勉励侨胞，捐资输将，并鼓励沪上党员投身行伍，以贯彻捍卫国土保护主权之本旨”，用生命与热血发出气贯长虹的民族吼声。1931年12月30日，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向各地致公党组织号召抗日，各地致公党分部、支部，广大致公党党员、洪门人士、华侨华人积极响应，踊跃捐助，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二大”之后，除了美洲原有组织外，还有大洋洲、南洋群岛及香港等地建立了新的地方组织，计有党员30余万。1933年9月，陈炯明病逝香港，致公党中央决定暂由中央干事会主持中央工作，领导党务，维持现状。然而，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抗日战争爆发。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火牵扯到了五大洲，中国致公党驻港总部也与各国、各地组织逐渐失去联系。近年来，逐渐发现的致公党中央驻港总部所颁发的一系列文件中，及有关海外“侨报”中的新闻记载，可还原“三大”召开前后的那段较清晰的历史……
今天在纪念“三大”召开70周年之际，借此文章能从“三大”筹备、召开前后的一段历史，重温作为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包括中国致公党在内的各民主党派，为何能自觉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历史表明，心系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在血与火的斗争洗礼中逐步领悟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最终历史性地选择与中国共产党合作。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实现……
南方局带路荣辱与共
中共中央南方局，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派驻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代表机关。南方局以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6人为常委，由周恩来负责统战工作委员会。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多以中共代表或国民参政员等公开身份与国民党中央当局打交道。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长期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直至抗战胜利。
与此同时，南方局大力加强对国民党民主派、各民主党派、文化科技界、工商经济界、地方实力派和海外侨胞的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利用各种公开合法渠道，不失时机地向党外人士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他们对中共抗战民主事业的理解与支持，从而实现了中共“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目的，进而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向了空前的深度和广度。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坚定贯彻中共中央“坚持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发动和领导了国统区的和平民主运动，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地发展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国统区凝聚了人心，争取了多数，为国统区第二条战线的开辟奠定了基础。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7月，中共中央派方方到香港，任中共中央代表，领导华南地区党组织的工作。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开展香港城市工作的指示，1946年秋至1947年夏之间，中国共产党利用香港的有利条件，广泛开展了统战、文化、宣传、财经、外事、侨运、情报等工作。1947年5月，成立中共中央香港分局（1949年4月改称华南分局），方方为书记，尹林平为副书记，章汉夫、梁广、潘汉年、夏衍、连贯为委员。
在香港，正当民盟、民进、民促、民联、九三等民主党派处于危难之际，中共向它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一方面，中共发表评论，强烈谴责国民党在各大城市迫害民主人士的法西斯暴行。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委托南方局负责人方方、潘汉年、连贯等帮助民主党派领导人分析形势，提高认识，鼓励他们继续斗争。
从1943年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中共南方局负责人在与陈其尤等人的多次交谈中指出：中国致公党是华侨爱国力量的一个基础的组织,恢复致公党的活动,对华侨爱国活动具有一定的影响。中国致公党应该利用海外的关系和力量在华侨中间多做些工作,以便为战后实现和平民主及复兴祖国的建设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饱受蒋介石独裁专制政策和特务统治折磨的陈其尤,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在与中共党员的长期接触中,对抗战胜利后,致公党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和如何改组、发展等问题,开始进行认真的思考。
南方局香港分局设立后，他们继续指导包括中国致公党在内的民革、台盟等民主党派的组建和改建工作。
大道行思，取则行远。历史的实践证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民主党派的发展，就没有今天多党合作的良好格局。
民主运动中的陈其尤
陈其尤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旧民主主义时期,他投身反清革命,在辛亥革命中积极有为,是一位热血青年。抗战开始后,他与蒋介石决裂,投入反蒋斗争中。
陈其尤曾任陈炯明统率的粤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出任东山、云霄两县县长，并在漳州创办《闽星日刊》、《闽星》半月刊。潮海海关监督兼海关外交特派员等职。1919年作为粤军代表驻厦门鼓浪屿,负责护法运动失败后回到上海的孙中山和粤军之间的联系工作。后来任国民党政府驻香港中央特派员。
1931年，陈其尤在香港加入中国致公党，中国致公党“二大”筹备期间，秉承陈炯明意图，协助组织召开“五洲致公团体垦亲大会”及“五洲致公团体各区代表联合会议”及“中国致公党全党代表大会”，并参与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工作。1933年9月陈炯明总理逝世后，陈其尤开始协助秘书长陈演生全面负责致公党中央干事会的各项日常事务。
陈其尤虽然和蒋介石私交不错,但他毕竟长期从事民主革命活动,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又颇多不满。
陈其尤作为致公党的负责人之一,一方面号召华侨捐款支援抗战,同时又看到国民党的贪官污吏在香港大发国难财，出于对国人和海外广大华侨负责,陈其尤向蒋介石国民政府揭发宋孔家族的种种罪行,要求国民政府严惩不贷。这一揭发触怒了孔祥熙家族,由此获罪于蒋介石。当陈其尤冒着生命危险乘飞机从香港飞抵武汉要向蒋介石汇报工作时,却被军统特务戴笠逮捕,锒铛入狱,囚于贵州息烽。直到1941年移到重庆,才恢复在市区范围内活动的自由。在渝期间，陈其尤广泛接触进步人士和中国共产党，逐渐倾向革命。
陈其尤从蒋介石的座上客变为阶下囚后,思想发生很大变化,对蒋介石的本质,有了进一步认识。面对国家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他心情沉重。就在他处于黑暗中不知方向时,遇到了同乡好友、时任新华日报社医药卫生顾问的黄鼎臣,从此,他接触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许多进步民主人士,得以不断阅读共产党书报和毛泽东言论。当时的新华日报社秘书长徐迈进经常与陈其尤进行推心置腹的交谈,回答陈其尤提出的一些疑难问题。
1942年初，一次偶然的机会，陈其尤与黄鼎臣在重庆相逢。此后，在黄鼎臣的影响之下，在政治方向上痛苦思索的陈其尤，开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了更深的认识，思想上产生了新的飞跃。他从亲身经历中看清了蒋介石国民党反人民的本质,初步认识到,要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富强,希望只能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尤为可贵的是陈其尤顺应历史潮流,主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勇敢地承担了恢复、改组和重建中国致公党的历史重任。
1946年陈其尤回到香港，在中共南方局方方、连贯等领导下，与黄鼎臣、陈寅生、伍觉天等致力于恢复中国致公党的组织……
为致公忠贞不渝的黄鼎臣
与陈其尤同乡(广东海丰)的黄鼎臣是一位立志以医学救国的热血青年，1927年任广东留日学生同乡会总干事，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长为一位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坚强战士。他为中国的前途、为民族解放运动奔走呼号，殚精竭虑。
在中国致公党的历史上，黄鼎臣做出的最大贡献是，通过他与当时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同乡兼好友的身份，并于1947年帮助改组中国致公党，使其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转变，对促成改组后的中国致公党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起到了关键作用。
抗战期间，黄鼎臣在重庆行医，被中共组织任命为《新华日报》社的医药卫生顾问。他利用开诊所行医的便利条件，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与爱国民主人士进行广泛的接触。因有机会到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和周公馆等处给同志们看病，经常见到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及董必武、王若飞等领导。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恩来要与各方面人士接触，特别与各界进步民主人士的联系尤为密切，其中包括黄鼎臣。1945年，以实业界、知识界上层人士为主的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立，黄鼎臣加入民建组织后，从此公开参加爱国民主运动。
由于老乡关系，黄鼎臣与致公党的陈其尤、陈演生等上层人士接触较多，因此，黄鼎臣根据南方局联系民主人士工作的许涤新的意见，着重协助南方局做联系致公党的工作。后来到香港，继续得到方方、连贯及许涤新等同志的帮助，推动致公党“三大”的筹备工作：发表声明反对美蒋统治、支持中共的主张，使致公党成为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个侨党。
1942年5
月，美洲爱国华侨领袖司徒美堂从香港经广东等地辗转到达重庆。在重庆，司徒美堂常到黄鼎臣家做客，也经黄鼎臣的工作和引见，周恩来和邓颖超即到饭店看望，并设宴招待。在黄鼎臣家，司徒美堂美感慨地对陈其尤和黄鼎臣说：“这次受到周恩来的言传身教，感受至深。”后来他又写信给黄鼎臣谈到：“通过那次会见，使我确信共产党人正在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国民党对他们的造谣中伤都是谎言。”
1946年4月下旬，黄鼎臣应陈其尤的邀请，到香港出席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会议，在会上黄鼎臣强调：“中国致公党是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爱国华侨政党，应该充分发挥华侨政党的作用，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正式声明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参加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斗争。”他的发言得到了中央干事会成员的一致赞同。会后，黄鼎臣经陈其尤介绍加入了中国致公党，同年参加的还有伍觉天，共同帮助改组中国致公党。
1947年5月，黄鼎臣出席了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任中国致公党中央常委兼组训部长。1949年6月15日，黄鼎臣作为中国致公党的代表，参加了在北平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参与《共同纲领》起草，并于9月21日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新中国的筹建做出了贡献。
救亡运动中重新觉醒
由于40年代末的香港，其政治生态为各方面的矛盾提供了一个暂时共存并取得一定平衡的自由空间。相对于国民党不断排斥和镇压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中国内地而言，香港称得上是个自由世界。为显其“民主风度”，香港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容许市民在宣传上和某些社会运动上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例如，它取消新闻检查制度，容许不同政治立场的报刊出版，前提是不直接损害英帝国的利益，又不触犯法规。示威游行虽受警察监督，但集会限制较少。在这个相对自由的空间中，由内地南下的各派人士得以微妙地共处，港英当局也尽量在他们之间保持中立。虽然国民党特务仍可继续盯梢南来的左派人士，甚或不惜以暗杀手段对付之，但也不能明目张胆。港府声称要保持中立，不愿卷人中国内部党争，并要维持香港为政治难民提供避难所的传统。这样，当时的香港遂为南来的中共及民主人士提供了生存的空隙。
早年，由于港英当局不准华人在港设立政治性的机构，中国致公党曾以“致公俱乐部”的名义在香港登记注册。陈炯明总理通过“致公俱乐部”、“中央干事会”领导、指挥各地致公党的工作，通过“致公俱乐部”的电文，“中央干事会”的文件，传递中国致公党的通告、训令和指示……
1946年，在香港的民主党派正筹备召开代表大会,重整旗鼓,进行改组；另外一些新的民主党派纷纷成立,力图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要求立即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实施宪政,为实现和平民主贡献自己的力量。
1946年初,陈其尤脱离蒋介石的控制由重庆回到香港。在香港,面对致公党的现状,陈其尤审时度势,对过去的致公党历史进行了反思,清理了自己的思想。他认为必须重整旗鼓,对致公党进行彻底的改造。首先,从致公党的历史看,1925年致公党成立时,虽号称有40万成员,实际这些成员仍隶属于五大洲的洪门团体,特别1933年9月陈炯明总理逝世之后，中国致公党一些海外地方组织又回归所在国的洪门团体，或加入“中国洪门致公党”、“中国洪门民治党”；其次,
中国致公党“二大”通过的“党纲”、“决议”仍未通达基层组织，党堂并存的局面一直存在，各地的致公堂仍然是独立活动；第三，致公党仍然是旧民主主义政党,
致公党总部宣布停止活动,原总部干事会的成员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陈其尤认为，抗战胜利后，面对海内外的政治形势，恢复和重建致公党的条件已成熟。与此同时,中共华南分局在致公党恢复工作中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为致公党的恢复从思想上、组织上指明了方向，陈其尤、黄鼎臣在中共南方局的具体帮助下,对恢复致公党也充满信心。
从1946年4月到1947年4月,陈其尤与在港的致公党中央干事会成员陈演生、钟沃梅、严锡煊等一起开始进行了中国致公党“三大”的筹备工作。
全力以赴精心筹备“三大”
在中国致公党召开“三大”前夕，1947年2月10日中国致公党中央以（复字第四号）文件，发出召开“三大”的通告。文件发至各地方总部、分部、支部，文中写道（全文）：为通告事查本党自民国十四年改组成立，民国二十年再经代表大会决议设立中央本部以来迄十余载，正当党务猛进期间适总理陈公竞存不幸逝世，当时即由中央干事会暂维持现状擬俟再开大会解决一切，又值抗战事起不能如愿，抗战胜利结束，去年五月一日正式恢复工作，当经先后发出通告及函件各在案，兹为适应当前国内外趋势，本党须赶紧检讨已往工作决定今后方针，加强组织配合潮流应得与民主阵线各友党并肩共进以尽建国职责，现经本会第十二、十三两次会议众认为有此必要乃决议於国历本年五月一日在广东省某地召开本党全体代表大会纪录在案，为此通告希经总部预先准备各项提案并选派代表二名出席，先期於国历四月二十五日以前到达本党驻港办事处报到，事关本党前途至为重大，务盼照行勿稍延误为要，再关於开会经费一事亦经本会决议所有各地到会代表来回川费请自备，至开会期间内膳宿两项则由本会招待，併希查照附提案注意事项一纸，藉供参酌特此通告。中国致公党印（民国1936年2月10日）。
此文件非常清晰地提出了召开代表大会会议日期、地点、议案议程及代表名额、代表川费、报道地点等。可见筹备工作做到了细致、极致。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号召海外侨胞参与抗战救国。经过抗战的洗礼，侨胞普遍提高了觉悟，切盼祖国繁荣强大，以免再受列强的欺凌。同时，希望有一个能够代表华侨利益的政党，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这就是当时致公党人重建致公党的思想基础。
从组织上来看，1941年香港沦陷后，致公党总部宣布停止活动，原总部干事会的成员奔走各方。抗战胜利后，不少致公党人期待着重建新的总部。时代在呼唤致公党，广大侨胞的殷切期盼，形势也要求中国致公党必须重建。这一重任便落在了原来致公党人和一些热心参与改组致公党的民主进步人士身上，包括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及官文森、雷荣珂、伍觉天等人士。
1946年5月1日，中央干事会在陈其尤、陈演生等主持下正式恢复了工作。由于许多致公党党员都是同乡，又是长期从事民主革命活动，对改组致公党表示积极热情，在南方局领导同志的帮助下为“三大”顺利召开全力以赴。
然而筹备“三大”工作并未一帆风顺……
抗战胜利之后，以司徒美堂、朱家兆、陈宜显、甄显炽为代表的美国、古巴、加拿大、墨西哥等洪门领袖，感受到政党文化对国家民主进步的影响，组织华侨政党回国参政就成为他们的多年意愿，并很快“改堂为党”成立政党。
1945年在美国纽约成立的中国洪门致公党给即将改组和筹备召开代表大会中国致公党带来许多工作上的困难，陈其尤、陈演生必须面对现实，必须在不同性质的两个“侨党”中寻求团结、合作的可能性。
排除困难致力团结合作
1945年3月以司徒美堂为主导的全美洲洪门代表恳亲大会在纽约召开，并讨论通过了《洪门致公堂应改组政党案》和《组织中国洪门致公党驻美洲总部现在美国纽约案》，并“以堂改党”成立中国洪门致公党，3月22日选举产生中国洪门致公党驻美洲总部职员：司徒美堂为中国洪门致公党驻美洲总部主席，朱家兆、陈宜显、甄显炽为副主席，刘恩初为秘书长。
为了能回国参加国民党主持召开的“国民大会”，此次洪门恳亲大会还讨论通过了《我洪门应请政府准有国民代表名额若干以便参加今年十一月召集之国民大会案》。并於4月2日，在中国洪门致公党驻美洲总部举行就职典礼上，以电文通告国民政府蒋介石。应当肯定这次洪门恳亲大会，将美洲洪门致公堂改组为中国洪门致公党，也是美洲华侨组建“华侨政党”的爱国主义的又一次尝试。
当然，中国致公党在香港改组重建，势必影响到中国洪门致公党的新生，影响到他们回国参政，因此他们很快辗转到了国内“组党”……
据《大汉公报》1946年9月28日报道：中国洪门致公党驻美国总部主席司徒美堂等人，于1946年3月发动其党员回国组党，召开五洲洪门恳亲大会，9月1日由中国洪门致公党改名，在上海成立中国洪门民治党；当天下午，该党在上海康乐酒家招待中外记者招待会，招待会由司徒美堂任主任并主持、报告党务工作，发表对当前时局之主张，历时一小时；
1946年10月4日《大汉公报》发表题为《侨胞的新政党》的社论，社论声称中国洪门民治党是代表华侨的新政党,“党员百分之七十以上，亦为华侨，拥有党员三百万”，1946年10月20日中国民治党主席司徒美堂还对外发表时局声明。
特别是11月14日下午，司徒美堂、赵昱、朱家兆（古巴侨领）在南京中央饭店孔雀厅举行海外媒体记者招待会，招待会宣称中国洪门民治党是“有数十年的奋斗历史，最近才回国竖起鲜明的旗帜的华侨政党”。大汉公报、纽约公报、墨国公报、洪钟时报等七家报馆80余人参加，其舆论宣传通达五洲……
1946年10月24日《大汉公报》报道：“中国洪门民治党主席司徒美堂等，昨日分别访问周恩来、李维汉、张君历、沈钧儒、孙科、吴铁城等，劝告各方，共同协力，完成和平”；
1946年12月18、19日司徒美堂等一行赴北京拜访当时国民党政府“中央侨务委员会”。
根据当时的形势，1946年，在上海成立的新“侨党”，及其频繁的活动及宣传报道，在海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对在香港忙于恢复组织的“侨党”增加了阻力和困难；
中国致公党与中国洪门民治党虽然同为“侨党”、
建党基础同是美洲“洪门致公堂”组织，但中国致公党经历二十年，已从会党走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党，而中国洪门致公党（民治党）仍然重蹈“改堂为党”的“会党”的老路，建党基础十分碎弱，而且已经被国民党政府所利用。虽然“两党”政治倾向不同，然而“两党”基层组织和成员免不了交叉重叠，如旧金山中国致公党“一大”代表朱仲缉，作为旧金山代表参加中国洪门民治党成立；“二大”其间古巴、秘鲁、巴拿马均有中国致公党地方总部，由于长期“失联”或领导层的更动，或由于邮电通讯不畅，一些基层组织和党员“不知不觉”或“不明不白”的投向了中国洪门致公党，（最典型的是古巴，1927年建立有中国致公党驻古巴总支部，1931年设立中国致公党古巴地方总部；1945年8月更名为中国洪门致公党驻古巴总支部、1946年又改为中国洪门民治党驻古巴总支部并一直延用至现在）。
当然，也有组织拒绝改名。如：1945年11月29日，司徒美堂亲自写信给中国致公党驻旧金山总部负责人司徒俊葱和谭护，要求将中国致公党改成中国洪门致公党或建立“中国洪门致公党驻美西支部”；1946年11月又去函要求更名为中国洪门民治党，都遭到回绝。
1946年，中国致公党重建和中国洪门致公党（民治党）成立，在一个时间空间上出现的两个“侨党”，虽然只是“洪门”二字之差，不仅在当年海外洪门组织之间产生不少误解与矛盾，也曾经“模糊”了我们数十年的“中国致公党”的历史。然而，当年的陈其尤、黄鼎臣、陈演生等同志在南方局领导的协助下，积极地在两个“侨党”中寻求团结的最大公约数……
凝聚侨胞力量为己任
海外统战工作是中共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十分重视对华侨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国致公党作为“侨党”，在其“重建”、“改组”工作中，肩负着团结侨胞，保护华侨的正当权益，协助做好海外华侨统战工作的使命。
1946年5月，中国致公党重建工作，除了中共的支持与帮助，更需要广泛团结海外侨胞、海外洪门人士，并积极联络海外原有的致公党组织和党员，因此“团结与协调”成为恢复、重建组织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工作。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非常重视刚成立的中国洪门致公党驻美洲总部的组织与政治动向，经中央干事会研究，并委派干事会成员到纽约及其他区域，走访联络原为中国致公党的地方组织及党员，宣传重建中国致公党之计划，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因素。中国致公党的行动计划，自然也引起了中国洪门致公党的误解、甚至不满……
1946年10月8日《“中国洪門致公党駐美洲总部通吿”总通字35第八号》文件公开登载于《大汉公报》，针对中国致公党的“宣传联络”之事做了详细通报并以澄清，文中虽然否认“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委派萧少石（中国致公党创始人之一、时任美东致公总堂会长）代表前来美洲宣传联络同志云云”，但更证实了中央干事会的重组工作已触及到其组织的核心人物。文中还透露：“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系陈演生等主持，曾派代表黄鼎臣参加此次在上海召开的洪门恳亲大会，并与中国洪门致公党就双方合作之事，洽谈二次”。
然而，中国洪门致公党无意与中国致公党“合作”，他们仍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走“中间路线”，于1946年9月1日，通过了以中国洪门致公党为基础改称为中国洪门民治党，自称为“侨胞的新政党”，也有与中国致公党区别之意。
经过陈演生、黄鼎臣等同志深入、细致的工作和研究之后，中国致公党在重组工作中，排除各种阻力，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将赞同中国致公党政纲、党章的华侨、洪门人士中的一批精英吸收到中国致公党组织。同时也尊重原古巴、秘鲁、巴拿马等国的中国致公党地方总部同仁们的意愿，参与中国洪门民治党。
然而，中国洪门民治党筹建才刚开始，就被国民党特务渗透和利用。在国民大会名额的分配上，中国洪门民治党又被一脚踢开，只肯给司徒美堂个人一个席位和特别费3000元。这使司徒美堂对国民党政权彻底失望，毅然拒绝当“国大”代表。1947年7月，他在上海各报刊登《脱离民治党声明》，决然退出中国洪门民治党。
中国洪门民治党“党务”被国民党特务控制，未能达到走“中间路线”的目的，终究回到其建立之初的“原点”，各自回到所在国之后成为名存实亡的“政党”……
发表声明支持中国致公党
1942年1月，司徒美堂到重庆，中共驻重庆办事处举行欢迎大会，周恩来亲自出席大会并致欢迎词，介绍延安解放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和坚持进步的情况。
几年来，为争取这位有影响的爱国华侨，陈其尤在黄鼎臣的建议下，以致公党中央干事会负责人的名义在黄鼎臣家中宴请司徒美堂；陈其尤与黄鼎臣还多次去司徒美堂下榻处长谈。陈其尤与黄鼎臣所做的这些工作，使司徒美堂对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和中共对时局的主张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也对重建中国致公党意图有初步了解。
1946年夏周恩来同志先后会见司徒美堂时，更是与他促膝交谈。谈国内、国际大好形势，谈中共对祖国前途、命运的主张，揭露蒋介石政府为争夺抗战胜利成果而制造摩擦、挑起事端的本质所在。使司徒美堂对蒋介石的作为有了本质的了解。
连贯同志说：“周恩来无愧是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杰出代表，在做司徒美堂的思想工作方面为我们做出了光辉榜样。南方局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通过深入而细致的统战工作，给予司徒美堂先生以极大的影响。”
当年，司徒美堂是美国东部地区洪门组织中的大佬。在纽约成立的中国洪门致公党（除了美西地区洪门致公总堂没有委派代表参加）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芝加哥等美东地区的代表，及古巴、墨西哥、秘鲁等国都派的代表参加，并公推司徒美堂为主席。
陈其尤、黄鼎臣等人非常清楚，中国致公党的改组或重建，能否取得司徒美堂的支持也是至关重要，因为中国致公党从建立、重组、改组都与海外洪门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年仍有许许多多拥戴这位美洲华侨领袖、洪门大佬的美洲洪门人士（特别是美东地区）等待着司徒美堂的“表态”。
1947年4月初，司徒美堂、赵昱为组织中国洪门民治党华南党部之事抵达香港期间，中国致公党陈其尤、黄鼎臣利用“香港华南洪门团体”欢迎司徒美堂、赵昱的机会，不厌其烦，再次坦诚与司徒美堂深入交谈，表明中国致公党是代表广大海外侨胞和洪门人士政党，旗帜鲜明的“反对美蒋统治、支持中共的主张”。此次的交谈，相比中国洪门民治党与中国致公党的时局主张，谁能真正代表海外侨胞利益的“侨党”，使老人得到了新的启示……
而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在共产党人的影响和帮助下，在陈其尤、黄鼎臣的努力工作之下，司徒美堂逐步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积极走向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司徒美堂开始认识到“中间道路”走不通，必须倒向人民一边。因此，1948年8月12日，根据连贯指示，由陈其尤、黄鼎臣等协助安排，司徒美堂在香港建国酒店七楼航空厅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对中央社及《华商报》、《大公报》等十多个新闻单位发表“国是主张”。
1948年10月18日，司徒美堂终于发表声明支持中国致公党：“美堂以洪门领袖地位，固表同情，亦觉荣幸。当随处呼吁洪门兄弟，予以声援协助……美堂复郑重声明，中国致公党之民主工作乃洪门兄弟之良好楷模，必须团结并进，以争取中国革命之彻底成功。”司徒美堂的声明得到美洲许多洪门人士、华侨华人的支持。
1948年10月23日在返回美国前夕，连贯以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的身份在沈钧儒先生住所为之设宴饯行，会上，即席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当然，82岁的司徒美堂选择“拥护中国共产党”、“支持中国致公党”的声明举动，也遭受到加拿大中国洪门民治党的“声讨”，并在1949年11月4日召开的全加洪门民治党第十四届恳亲代表大会上，发表题为“声讨洪奸司徒美堂赵昱等”的文章，并刊登在《大汉公报》头版，但司徒美堂坚信自己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
司徒美堂返回美国后，也受到美国中国洪门民治党及洪门致公总堂一些人士的责难。因此，司徒美堂在美国的“工作单位”与“身份”事宜，由刚组建的致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委兼侨务部长萧步云（中国致公党驻美洲总支部负责人）协调，并负责司徒美堂与中国致公党组织及参与新政协会议的联系工作。
1949年1月,
根据出席新政协15名华侨代表条件与分配名额的要求，对司徒美堂的身份做了“技术”处理，司徒美堂由中国致公党中央的名义推荐，作为中国致公党驻美洲（负责人）代表，并以美洲华侨代表身份，应邀于1949年9月回国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中国致公党的重组工作，在每个细节上都得到方方、连贯、许涤新等领导人的帮助和指导，他们还介绍了一些民主进步人士和中共党员加入致公党。如严希纯同志，就是许涤新同志介绍加入致公党以协助致公党工作的。
恢复工作重振旗豉
从1946年5月至1947年4月整整一年，除了排除阻力和困难做好海外洪门组织及其重要人物的团结工作的同时，陈其尤等同志在香港和广州两地为恢复致公党组织进行了大量工作：(1)恢复致公党总部。由陈其尤、陈演生、严锡煊、黄鼎臣、伍觉天等负责内部事务及与中共、各民主党派进行联系，以取得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2)成立了党务整理委员会，重新登记党员，并着手起草党纲党章及其他文件，以确定党的新宗旨及行动方针政策。(3)自1946年7月后，即以致公党总部名义公开发表文件，向社会表明致公党的立场和政治主张。当时比较重要的是：《致公党组织概况》、《致公党对时局意见》、《致公党对时局宣言》、《中国致公党声明》。这些文件充分表明致公党旗帜鲜明地进行了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为致公党“三大”的召开，奠定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基础。
1947年5月1日至10日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香港召开（致公党《党史》中的开会时间为4月29日至5月1日，似乎有误），到会的40多人。会场就在（离原致公俱乐部旧址礼顿山道不远处）香港跑马地严锡煊的家里，连贯同志因住在跑马地，亲自关怀并指导会议。会议选举李济深为主席，陈其尤为副主席，陈演生为秘书长。当时的局势还是十分紧张的，国民党的特务到处活动，所以会议还是秘密召开的。
大会还进行了组织上的改组，选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即中央委员会)，执委会常委9人。推选李济深（二十年代曾任洪门五圣山会办）为主席、陈其尤为副主席、陈演生任秘书长，设立了香港、马来亚、美洲三个总支部及二十多个分部。
1947年5月12日，中国致公党中央第五号通告详细纪录了大会情况：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经於五月一日起至五月十日止，在香港举行，到会之国内外代表共有四十余人。大会除通过修正政纲、党章、宣言、告海外侨胞书，致杜鲁门总统电及各项重要决议外，并即选出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名单另抄）此次大会之经过甚为圆满。希贵部即转所属各支部、各分部、各同志一体知照为要。
执委会与监委员名单；
致公党中央第五号通告附件，纪录重现了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一）、中央执行委员 主席：李济深 副主席：陈其尤；常委兼秘书长：陈演生；常委兼宣传部长：雷 迅（雷荣珂）；常委兼组训部长：黄劈寰
(黄鼎臣)；常委兼财务部长：钟杰臣；常委兼代侨务部长：韩毓辉；常委：严锡煊、伍启元（伍觉天）；执委兼侨务部长：萧步云；执委：官文森、谭护、甘善斋、郑逸民、陈伯平、王霖、任浲、阮哲民、周兆山；候补执委：罗国安、丘家荣、郑营、曾礼和、杜翥云、梁超。
（二）中央监察委员 主任监委：柯芾南；监委：司徒俊葱、曾荣隆、胡汗仕、余桦；候补监委：黄光石、赖松基
文件还“附註”：“李济深同志系本党主席，惟现因客观环境关系，对外暂不公开，故本党今后对外之一切活动，均以其尤同志以主席之资格出应，希各地同志注意为要。”
当时，由于李济深正与国民党中几个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派别商议组成一个“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以致公党主席身份出现颇有不便，因此致公党的一切活动均由陈其尤出面。
1947年5月12日中国致公党中央还发布第六号“改用新印章”的通告：经由第三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决改用新印章，计有（一）中国致公党印。（二）中国致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印。（三）中国致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印，此后本党所有对内对外之文件，均一律改用现在之印章，除通告外，合将本党各项印章式样印寄一张为各党部之存底。
从上述的文档纪实中，中国致公党“三大”的历史资料可做适当补缺。
“华侨政党”发表宣言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五一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五一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宣言书、动员令，“五一口号”一经发布得到各界的支持，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爱国进步人士、海外华侨纷纷以各种方式发表通电、声明、宣言、告全国同胞书，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
中共发布“五一口号”后的第二天，香港的各民主党派聚集在李济深（时任民革中央主席）家讨论座谈，致公党副主席陈其尤也参加会议，门口的警卫都是陈其尤的手下，会上陈其尤出言豪爽：“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救国，海外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不能容忍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蒋朝！”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政治上的必须的途径”，“民主人士自应起来响应”。
5月5日，陈其尤代表中国致公党与其他党派负责人李济深、沈钧儒、何香凝及郭沫若等民主人士联合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致公党中央执行部还函电美洲、南洋各地致公党党部：“切实研究这个重要号召的意义，展开广泛的讨论”，得到了普遍良好的反映。海外各地致公党组织和华侨一致希望能“建立真正属于人民全体的、平等的、合理的民主政权”。
为了表达海外侨胞诉求，致公党中央还单独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宣言》，明确指出“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宣言还回顾了广大海外华侨对屡次革命的贡献的同时，强调：“今天的中国革命少不了华侨同胞在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在明天新中国的建设中，也少不了他们。致公党代表他们的利益，因此完全同意中共这次号召。”宣言号召华侨将来“回到民主的祖国怀抱，参与新中国的各项政策”。
中国致公党发表的《宣言》，表明了中国致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由与中国共产党联合合作变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由信奉旧民主主义发展到承认新民主主义为建设新中国的最高指导原则，从一个为旧民主主义而奋斗的政党，转变为一个为新民主主义而奋斗的政党。从此，中国致公党真正走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坚定的成员。
8月1日，毛泽东复电：对“诸先生赞同敝党五月一日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并就召集各民主党派代表进行协商的时机、地点征求大家意见。
1948年秋，陈其尤代表致公党应中共中央之邀，化装成商人于11月23日与马叙伦、郭沫若等人抵达沈阳，不久，致公党代表黄鼎臣相继抵达解放区。
1949年9月21日，陈其尤作为致公党首席代表在政协大会上发言，表示“本党因为历史关系，党员多为华侨，今后，我们愿尽最大的努力推动侨胞，各尽所能来为新民主主义的祖国的建设而共同奋斗”。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五一口号”，这是我国各民主党派公开宣布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的重要标志，也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揭开了新篇章。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宣告成立，致公党在中共引导、帮助下，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为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了贡献，建国后，继续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肝胆相照、风雨同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而努力，今天致公党作为参政党，更要继承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传统，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团结广大归桥、侨眷，广泛联系海外侨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祖国的和平统一贡献力量。
总部从香港迁往广州
探寻“三大”召开前后的历史背景，并从中国洪门致公党的起伏之中，我们应当认识到，成立在国外的中国致公党，能够从一个侨团组织真正转变成为一个革命政党，完全是因为有中共的影响和帮助。所以，我们要坚信没有共产党也就没有中国致公党的重建与发展。
1948年11月23日，陈其尤代表致公党，应中共中央的邀请离开香港北上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致公党选派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严希纯参加会议。
1949年底，致公党总部从香港迁至广州，并定址在多宝路24至26号(后编为多宝路221号、223号)，中国致公党终于结束了总部设立在国（境）外的历史。1953年7月，致公党中央机关由广州迁至北京……
―――附：部份相关历史图片资料供参考
中国致公党中央本部通告（复字第四号）1947年2月10日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发出的召开致公党代表大会的会议通知
1948年，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为筹备新政协、共商建国大计，纷纷踏上了到解放区去的征程（左五为陈其尤）
出席新中国第一届政协会议的中国致公党全体代表。左起：雷荣珂、黄鼎臣、陈其尤、官文森、严希纯
1947年5月12日中国致公党中央本部通告（复字第五号）
附：致公党中央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及监察委员名单
 
中国致公党（1947年印） 中国致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47年印）
中国致公党中央本部通告（复字第六号）
1946年10月8日中国洪门致公党驻美洲总部通吿（总通字35第八号）
1946年11月11日中国洪门致公党驻美洲总部通告（总通字35第九号）报道中国洪门民治党1946年9月1日在上海宣告成立的报道
此信谈论到自从中国洪门致公成立后在致公党驻旧金山总部内发生的情况
1946年10月23日中国洪门民治党主席司徒美等分别访问周恩来、李维汉、张君历、沈钧儒、孙科、吴铁城等，劝告各方，共同协力，完成和平
1949年11月7日《大汉公报》全文刊登发自全加洪门民治党第十四届恳亲代表大会的《声讨洪奸司徒美堂趙昱等》的通告
此封信件是1949年3月16黄X谌给致公党中央执委谭护的信，信中谈到司徒美堂“脱离民治党用致公党名义响应新政协之宣言”的情况
作者按：此文章是为纪念中国致公党“三大”召开70周年而作。一些历史资料首次与读者见面。因此文章中所谈到的相关人物、时间地点等有关史料与过去中国致公党“简史”有所出入，请引用者慎用。如有引用本文资料者，请注明史料来自《洪门·华侨·致公》网站，作者王起鹍，以此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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