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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明赠送给中国致公党总部的肖像
1925年10月10日中国致公党总部开幕全体职员（中间图为陈炯明像）
今年1月13日是陈炯明诞辰140周年。陈炯明在中国致公党任职八年，不忘初心，追忆史迹，缅怀首任中国致公党的领导者，以宣扬统一战线与爱国主义精神……
陈炯明（字竞存），1878年1月13日出身在广东海丰，粤系军事将领，1909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及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护国讨袁和护法运动……尤其在主政广东期间,建设广府、严禁烟赌、致力教育、发展经济、提倡新文化运动,使当时的广东省成为全国的“模范省”；1918年5月，时任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奉孙中山之命兴师援闽，主政漳州并建立“闽南护法区”，并按照三民主义的建国方略提出“提倡新文化，建设新社会”的口号，使漳州城迈入了现代城市的门槛。又由于陈炯明廉洁奉公、两袖清风、改良社会、推广全民教育等功绩，为世人所称赞，受到当时海外许多侨胞，特别是闽、粤藉侨胞的拥护。
陈炯明与致公堂
1918年2月陈炯明致致公总堂信函
中国致公党的历史，也是华侨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建党的基础就是1832年成立在海外的华侨华人组织洪顺堂（后更名为金山致公堂），致公堂以粤藉移居美洲的华侨为主体。190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参加洪门组织之后，便对金山致公堂进行改组，刊布《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使洪门人士、华侨华人有长足之进步，致公堂组织从人力、财力等方面支持孙中山革命活动，并为支持祖国的抗日战争做出巨大的贡献。孙中山曾称"华侨乃革命之母"。因此，孙中山的爱国主义思想、强烈的民族意识，以及为中国之自由、平等、博爱，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与祖国统一的革命精神，成为海外洪门组织、海外侨胞成立华侨政党的思想基础。
1904年美洲洪门致公总堂盟长黄三德陪同孙中山排除重重困难在美国、加拿大等地鼓吹革命，筹借军款达半年之久。不久，孙中山为金山致公堂重新订立章程，把一个有组织而无纪律的致公堂，改造成为孙中山闹革命的海外力量。这一切的变化，也为日后的黄三德在筹建中国致公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辛亥革命前夕，当时海外侨团所有的筹借款项都寄至香港黄兴主持的统筹部，陈炯明任编制课长，同是粤藉的陈炯明经常与美洲各地洪门致公堂保持联系。陈炯明还在国内配合海外的黄三德、陈浩孙、孙逸庭等人进行组党工作。1916年12月，美洲洪门致公总堂由民国政府农商部发照（第2181号）正式立案。
陈炯明跟随孙中山十几年，在1922年（6.16）之前，在军事上陈炯明一直是孙中山的最得力助手之一、麾下难得的猛将。1917年12月2日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1918年1月粤军分三路援闽，消灭段祺瑞系北洋军阀并进驻漳州及闽西南27县，着手建立“闽南护法区”。由于援闽粤军财政艰窘，1918年元旦粤军开赴潮汕地区后，迟迟没有开入福建，陈炯明便于1918年2月写信给旧金山致公总堂，信中提及：“弟受任援闽已将编配各军队开赴潮汕”、并讲述援闽粤军“财政困难已达极点，目下库储如洗羅掘皆空”，希望得到洪门同志的支持。从这封陈炯明给洪门致公总堂的亲笔信，说明陈炯明在其军事、政治的活动中一直保持着与海外致公堂的联系。
筹建华侨政党
1925年中国致公党成立前后收到各方面的建议和意见的信函
应当指出，洪门致公堂并不是一开始就选择陈炯明作为致公党的领袖，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既不能不受到切身利益和血缘地缘观念的制约，同时也与其历史环境、国情的密切相关：另一方面，1912年，孙中山当上临时大总统后，与海外洪门组织关系愈趋愈远，在黄三德《洪门革命史》中详细讲述了孙中山不赞成洪门“立案”，想将致公堂列入中华革命党，令许多洪门人士不满。而陈炯明在任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时，以“仗义执言”、“建议独多”、“作风廉洁”、“平易近人”颇有建树,得到南洋华侨，特别是美洲致公堂的赞誉。
为了尽早实现成立华侨政党之目的，1915年8月，五洲洪门致公总堂还通过决议，公举黄三德为游埠专员﹐付以“统一党政﹐扩张党势”之任，出游中南美洲﹐进行改党（改堂为党）游说。当时﹐由于国内志士起而倒袁﹐海外洪门组织又忙于筹款支援国内革命﹐则改党之事不能即办。直到1922年黄三德重新挂帅先后到加拿大和中南美洲，游说建党事宜。
据《大汉公报》1922年4月19、20日连载报道了黄三德盟长在美国、加拿大之演说新闻，黄三德提出“从事改組政党，三年必有胜”的决心，并表明了组党思想理念：一、组织中央总部；二、确定各地之名称；三、改革洪门仪式，完成政党纲领；四、聘任熟悉洪门历史者组织编史，向各社团宣传海外洪门革命历史功勋。
1923年10月10日美洲洪门致公堂在旧金山召开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大会。会上，黄三德亲笔写信联络世界各地洪门组织，同时着重讨论成立中国致公党问题，正在国内筹划组党的陈炯明闻此信息，指示他的亲信马育航致函黄三德说：“吾人未敢妄自菲薄，此后救国与建国之责任，不能不仍引以自负，基此意志，乃有运用大党之必要，老兄领袖侨胞，主持党事，当亦同具此种热心与宏语”。观此函件，陈炯明已经有积极联络海外洪门筹划组党，以争取海外的政治援助。
陈炯明与黄三德在“筹划组党”的思想上一拍即合。
出任致公党总理
1925年2月陈应权奉陈炯明之命到美国、加拿大活动
根据最近发现的，在中国致公党筹建及总部成立前后的函件中，特别是旧金山湾区、墨西哥、古巴洪门人士对“改堂为党”，组建中国致公党热情很高，同时也发现有“中国致公党筹办处”、“中国致公党委员总会”、“五洲中国致公党总部”等不同称呼，其中，由墨西哥中国致公党分部等组织于1925年10月1日发给“五洲中国致公党总部”和“中国致公党筹办处”的信中，有称呼委员长陈浩孙、参谋长易绮茜、部长朱逸廷、秘书长朱仲缉等（姓名与头衔）。信函内容各有差异：一表达各自的组织对推举陈炯明为中国致公党总理的态度；二商议党旗、徽章的样式；三建议统一配制陈炯明总理肖像及国旗、党旗悬挂的位置，及如何吸收党员、如何举行入党仪式、如何交纳党费等等问题，其中也有加拿大等部分洪门组织对陈炯明任总理持反对的态度。但最终由中国致公党总部决定推举陈炯明为中国致公党总理（陈炯明还赠送肖像给总部）。
在香港的陈炯明，于1925年2月派遣陈应权、箫少石两人到旧金山、墨西哥、古巴等各致公堂，联络侨胞，游说组党。28日抵达加拿大维多利亚与当地致公堂就“组织新政党，反孙迎陈”，达成五项决议：
(1)华侨赞成联省自治；(2)举陈炯明为新党领袖，组织政党；(3)筹助粤军饷项；(4)设立航空学校；(5)选派代表回国，征求陈氏同意。
陈应权在致黄三德与易绮茜的信中开头就写道：陈竞存总司令派陈应权与箫少石两君来湾与洪门昆仲接洽发表政见……现在五祖祠告成，政党行将组织，得陈公之实力提起扶持之党势进行敢决其事半功培，故於月之中旬开全体昆仲会议……
1925年9月1日中国致公党告同胞书
1925年8月，中国致公党就有关建党的事项，发出《通告全体洪门人士书》（共八条略），通告全体洪门人士，在10月10日之后，各地致公堂，一律改称致公党。1925年9月1日，以旧金山中国致公党总部名义公开发表了“敬告广东父老昆仲书”，介绍当时形势，号召全粤父老昆仲支持陈炯明革命举动。此“敬告书”中不然看出在中国致公党筹备期间也已经确认了陈炯明在中国致公党的领导地位。在国外有致公堂同人极力推举，国内有陈炯明等政军界的鼎力支持，组党事宜大功告成。之后由中国致公党中央总部朱逸庭、陈浩孙、林荣石、朱仲缉等签名给陈炯明、唐继尧两人发出正式推选证书。
致公党人的救国主张
1925年《致公党同人救国主张》（部份）
1925年10月，陈炯明担任中国致公党总理之后。于12月退居香港，致力于制定致公党党纲概要，发展组织，推进党务事宜。陈炯明还为致公党写了《致公党计划书》，并在1927年发表了《中国统一刍议》，表述了他的国是主张。为了其国是主张在党内得到贯彻、落实，致公党总部在成立之初，发表了《致公党同人救国主张》草案，实际上“致公党同人救国主张”经过大会修改、决议，成了中国致公党“一大”
的党纲。
“致公党同人救国主张”共六条二十五款：一、我国政治改建之主张；二、我国经济之改建之主张；三、我国教育改革之主张；四、整理侨务之主张；五、组织政党之主张；六、附则：本草案经多数赞成通过之后即成本党党纲。
其中部份内容还是首次披露（摘录）如下：
第一、我国政治改建之主张：一、大同主义为现代不确实用之理想,吾人今日请求建设事业仍须以国家为范围，本着自强不息之精神，进而求国际永久之和平，再进而求大同主义之实现……；二、联省制（即联邦制）为统一我国之不二法门唯联省制应采取严密式的不主张宽弛式的……；三、县自治村自治为省自治之基础……；四、裁兵为今日救国之先决问题……；五、军政应隶于民政之下……；六、省会、国会实行严密之监督，民有撤回议员之权，人民有直接提案及总投票复决之权……；七、吾人欲求民治精神之实现，必先从事民治运动……
第三、我国教育改革之主张：一、强迫教育制度有采用之必要；二、大学为国中最高之学府，亦即知识界之明星，将来每省至少应办一大学以为策进教育之先；三、男女教育机会之均等，为发展女权之门径故欲求男女平等必先令女子得与男子受同等之教育；四、文化不论中西只求共适于我国今日之实用者……
第四、整理侨务之主张：一、各国对华不公正之条约及待遇、侨民不平等之有辱国体，务期达废止或修正之目的，为我国增高之地位侨民及受相当之保护。二、侨民与国内人民应一律有平等之参政权（如一切选举权及被选举权）。
第五、组织政党之主张：一、政党政治为行代议制国家所不可免之事实，故凡宗正大举动光明之政党应予道德上之赞助；二、中国现时一般武人政客援引朋比植党营私其所谓乌合之团体，小则为一人或少数人之私党，大则为危害国家之叛党，不能窃政党之号以自护；三、政党之建立应以国家为前提，其建设应以政策主张为基础，不当以人物势力为结合之媒介；四、政党应以正义为依归，不取利用与象机主义是者弱必扶非者虽强必伐。
第六、附则：一、本草案经多数赞成通过之后即成本党党纲；二、党纲成立之后，如有党员十人以上之提议大多数之赞成可随时修改之。
由于港英政府不准华人在港设立政治性的机构，1926年2月，陈炯明在香港筹组成立“致公俱乐部”，并以此名义登记注册，把致公党的活动中心移至香港。陈炯明在组织上加强致公党的建设，后来还以《中国致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致公党组织中央党部办事处》之名义联系各地组织、发展党员，拟定驻港支部暂行章程，并着手登记党员，半年之间，党员陆续登记者十余万人。同时，派员往澳门、广州、厦门筹设支部，南洋吉隆坡、马六甲各埠，闻风纷纷申请筹设支部，陈炯明也委派人员前往指导工作，致公党在国内外都得到逐渐发展。上海、广州、厦门、汕头、天津、大连成为最早在国内成立的致公党组织。
制定党员规则
1926年中国致公党党证封面及内页
中国致公党成立后，把党旗（井字旗）和“党徽”（“麦穗”和“井字”相对应）印制在小小的一本党证上，说明中国致公党从创立那天起，就把“耕者有其田”纳入自己的政治纲领，中国致公党代表着广大农民的利益，也是中国致公党人早期的一种信仰。
中国致公党党证内页写明四条“要则”是必须由党员遵守的。第一条“要则”中强调：“现致公党发起改组政党，推举陈总理为党魁创立本党新使命，领导国内外同志齐集三建主义之下，对于中国问题，亚洲问题，世界问题共同努力，完成解决的答案是为致公党的新使命”。
第二条“本党新使命”中表明：“尚公精神，万恶起于私，万善出于公，无论何种制度以达到大公为原则。”这条党的新使命，对“致公”二字内涵作了新解释，这对洪门人士在那个“帮派、堂斗”激烈的背景下，为什么将洪顺堂更名为“致公堂”，孙中山着手整顿致公堂，制订《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的意义所在，即符合洪门堂口的宗旨，也要求新建立的致公党组织和党员发扬“致公”的传统精神，只能做善，不能做恶，以达到大公为目的，或许这也是当今致公党同仁应当保持的品德与作风。
当然，九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提出的“致力为公”，是要我们在继承和发扬“致公”的优良传统同时，随着时代的变迁，提出了“致力为公,参政兴国”、
“致力为公、侨海报国”具有与时俱进之内容，以适应当前形势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创办《公论晨报》
1926年公论晨报说明：上左图：1926年陈炯明、孙传芳为《公论晨报》题字。下图：公论晨报信封。上右图：1947年中国致公党“三大”创刊号《公论》，“公论”二字原于《公论晨报》，“井”字代表中国致公党成立时期的党旗
1928年8月20日，中国致公党刊物《公论晨报》正式面世。陈炯明总理为其题写“公论晨报”四字，段祺瑞、吴佩孚、孙传芳、齐燮元、张群历等国民党将领们非常重视《公论晨报》创刊，都纷纷为公论晨报题词祝贺，“声名洋溢”、“金声玉振”，“舆论之母”、“春秋之笔”种种题词之中，国民党将领孙传芳的题词“海外木铎”，更把《公论晨报》视为向海外宣达政令的喉舌，《公论晨报》实际上也是当时陈炯明领导中国致公党（及美洲洪门致公总堂），号召美洲华侨支持祖国、鼓吹革命，宣传自己政治主张，同为党、堂的舆论阵地，至1932年，《公论晨报》都得到健康发展。
《公论晨报》由美洲致公总堂监督司徒俊葱任司理（司徒俊葱曾任中国致公党第五届副主席）。1929年由著名华侨革命办报人崔通约任总编辑，1928年崔通约再次赴美时，主持《中西日报》笔政。
1947年12月，三大召开之后,为进一步发动致公党成员和海外侨胞、洪门人士投入国内的革命斗争，从新创办出版《公论》作为致公党中央机关刊物。其《发刊辞》写道：“为挽救当前国家民族之多难，力求中国和平与民主之实现”，“为适应时代之潮流，爰以一己之至诚，阐扬‘和平’与‘民主’之真义，出兹刊物的问世，藉以激励国人”，“取名‘公论’，是亦本‘万几决于公论’之意云尔”。
当《公论晨报》以其“真实”面目出现时，我们便会自然而然联想起1947年创办出版的《公论》，其实是《公论晨报》的“复办”，特别是“公论”二字被井字旗（致公党旗）框在其中，更显示了它的含意和致公党的历史，也更值得我们深层的研究其《公论晨报》－《公论》－《致公通讯》－《中国致公》的历史延续……
主持“二大”重整致公
1931年10月10日,中国致公党中央党部成立纪念（前排中为陈炯明）
陈炯明领导致公党，推动党务，整理内部，使得致公党逐渐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政党，并推出“建国主义、建亚主义、建世主义”的“三建主义”为政纲。
然而，致公党成立后，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民党及其政权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迅速扩大，中国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致公党由于在理论上尚处于幼稚状态，对国内外的形势和社会发展趋势缺乏科学的分析，从而无法形成正确的认识；党的总部又设在海外，成员复杂，通讯不畅，对于国内所发生的一系列根本变化不甚了解，这就很难就国内的政治斗争发挥其作用。
当时,致公党人抱着“秉承致公堂旧有爱护国族之精神，更新国内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合理之改革，欲由实现真正民主政治之途径致国家于富强，使人民能享有政治经济之绝大自由，海外侨胞获得强国人民所应享之平等待遇”等等的强烈愿望……
如何促进致公党切实能参加国内政治斗争之需要，如何发挥致公党的作用，在陈炯明的主持下重新提出了加强党务，解决党堂并存、党堂不分的等等问题。
因此，1931年10月初，陈炯明在香港亲自主持召开中国致公党全党代表大会（简称二大），并在香港成立中国致公党中央党部。陈炯明、司徒俊蒽、钟秀南、严锡煊、陈演生等及来自美洲和其他海外各处的代表数十人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解决自“一大”以来党堂不分的问题。
在斗争中求团结
然而，由于意见分歧，各执己见，为了广泛团结海外洪门昆仲，在陈炯明的指导下，采取了一项妥协、折衷的决定，既承认党、堂并存的现状，又决定存堂保党，党、堂分家，以党领导堂。
因此在“二大”（党部成立）前夕，中国致公党主持分别召开了“五洲致公团体恳亲大会”、“五洲致公团体各区代表联合会议”，会期30余天，会上各方争议相当，报道称“代表中有一二来源不清心存跨党别有阴谋欲以另立党名撕滅致公名义者”，大会于10月1日以“五洲致公团体各区代表联合会议”名义发表公告：其中第二条称：本会议根据五洲致公团体恳亲大会议决对於组党存堂得自由结合基此原则联合各区代表特开联合会议（此公告的代印章为“中国致公党组织中央党部办事处印”）。
1931年9月中旬，在“五洲致公团体恳亲大会”期间，一部份洪门人士提出以“中国民治党”为党名，以致节外生枝，旷日争持，无法表决。一些人利用洪门人士依然“念旧”，坚持“党堂并存”的思想，第二区美东纽约各埠代表与第一区加拿大代表联合召开“五洲致公堂代表大会”，另起炉灶成立了“中国致公堂总干部”，以对抗拒中国致公党改组重建。
由于他们利用“组党存堂”公约的机会，诱导一些不明真相的洪门人士散发传单，进行“离间”活动。1931年9月26日（中秋节）早晨六点，香港侦探局分别到他们的住地（香港德辅中125号三楼公义号和湾仔洛克道254号二楼）搜查各物，并拘留六、七人，当然他们也怀疑是致公党人士密告。然而，中国致公党干事会出面与港英当局疏通，先后放回陈明耀、洪少植等被拘的洪门人士……
中国致公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做出“组党存堂”决定，这和第一次代表大会“改堂为党”的决议相比，无疑是一大进步。此后，堂、党自渐分离，党在组织上进一步脱离会党的影响，向现代政党发展。1931年10月10日，中国致公党总部设立在香港，这次全党代表大会推举陈炯明为总理，陈演生为秘书长。司徒俊葱代表致公党驻美国旧金山地方总部出席大会。
重订规章健全组织
1931年10月颁发的《中国致公党全党规章》
致公党“二大”之后，中国致公党加强“中央干事会”工作、成立“中央监核会”。10月15日中国致公党中央党部发函给旧金山、古巴、秘鲁、巴拿马、纽西兰、伦敦、非洲等总部及新加坡、吉隆坡、马六甲、上海、天津、厦门、香港等支部组织，通报代表大会（联合团体）召开情况和国内形势，主要内容有：1、组织中央党部，接受陈总理领导；2、通过中国致公党中央党部临时组织法，并以附则声明，凡属致公团体人无论何时加入本党受同等之权利；3、1931年10月10日中国致公党中央党组织完毕，正式成立全党代表大会；4、遵照党章执行职权、议决一切重要党务；5、中央党部为全党的中心机关，各地方党部应内外相维，并接受其指挥，陈炯明总理为本党总理。
党务工作进一步得到强化，先后发出训令与通告：1932年1月26日致公党中央首发第一号训令；“经全党代表大会议决所有各区新旧党员一律从新登记党员。”；1932年3月15日发布第三号训令，重新规定各地组织机构名称，各地组织列表如下：“中国致公党驻金门地方总部”、“中国致公党驻秘鲁地方总部”、“中国致公党驻古巴地方总部”、“中国致公党驻伦敦地方总部”等八个国家的地方总部；有包括“中国致公党驻雪兰莪（吉隆坡）支部”、香港、澳门、上海、天津、大连、广州湾、厦门、汕头等十一个支部为中央直辖支部；还有荷兰支部，秘鲁毡乍支部、华拉分部，巴拿马箇即等分部列属于其他总部。1932年3月15日第四号训令为颁发“规章”手册之通知……；第六号通告便是更改印章的通知：三个印为1、中国致公党印。2、中国致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3、中国致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
为了加强中国致公党的组织建设，在陈炯明的领导下，先后颁布了《中国致公党全党规章》（党章）、《中国致公党中央登记章程》等，如规章（党章）共十一章246条，其中还明确规定“总理任期五年，再被选、得连任”。这些比较完整的政党规章制度，在当时确实是走在各民主派中的前例。
全力以赴投入抗战
1931年12月30日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快邮代电（报告陈炯明北上）
中国致公党作为“侨党”，代表广大侨胞利益，是全国最早投身抗日救国的党派，也是最早支持抗日民族武装斗争的党派之一。
1931年9月18日，驻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炮击中国东北军的北大营并向沈阳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9日，日军侵占沈阳，几天之内又占领长春、吉林等地，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
“二大”召开期间，陈炯明领导的中国致公党，顺应抗日民主的进步潮流，一方面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实行抗日，收复失地，另方面在国内各派政治力量中首次提出停止内战、共御外侮的政治要求。
1931年12月30日，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以“快邮代电”形式向各地致公党组织号召抗日，密报中国致公党总理陈炯明北上之事宜（电文摘要如下）：海内外各级党部同览，自九一八事件发生以后，总理即草定救国大计专函南北耆宿共策，并发表告国人书，总理因接北方实力派诸领袖派员来港催促，当於十二月四日由港趁轮北上，本会迭奉函示诸事已有具体办法，全国人心对国府外交已异常愤闷，正我党戮力救国之际，希即密告各同志准备一切，俟各事成熟当再密电通告，慰旅外同志及我华侨热望（中国致公党干事会印）。
1931年10月10日，中国致公党驻港总部成立之时，陈炯明就在《致蔡元培张继书》中，提出了为谋集合国民全体，共赴国难的四项主张，首次发出各党各派
“齐集救国旗帜之下，共赴国难”的号召。
1931年12月4月，中国致公党总理陈炯明离开香港后第三次北上，到上海偕同章炳麟往天津，再晤段祺瑞等北方要人，商议重组“共和大同盟”，以逼使南京，共同抗日救国。陈炯明在上海，天津逗留了五个多月，于（1932年）4月下旬返回香港。是年7月，又重赴天津，（1933年）1月中旬，因得母亲病重之电，匆促回港侍奉。他再次到天津时，日本人企图拉拢陈炯明，然而陈炯明则命其“先归还东三省”，拒绝日本帝国主义对他的收买，显示了民族气节。之后，中国致公党驻港总部，通告各地组织筹备抗日救亡事宜，发布训令：“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各国各地致公党组织和广大侨胞，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神圣事业。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击，陈炯明写诗赞道：“天诞蔡将军，是我神明裔。百战转山河，千钧挽强臂。两粤多健儿，三军尽鹰鸷。敌忾贼同仇，国人争奋袂……自此一役后，声威播海外。鼓声乘衰竭，何难返侵地。”陈炯明的民族气节和男儿血性本色溢于言表。
1932年3月27日，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发布第二号通告，通报了发生在上海“一二八”淞沪事件，致公党上海支部见证日本军国主义在上海犯下的侵略罪行及上海人民抗日救国的历史。此通告发布到各地致公党分部、支部，广大致公党党员、洪门人士、华侨华人积极响应，踊跃捐助，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此外，1931年10月，中国致公党驻旧金山负责人、致公总堂总监司徒俊葱等协助旧金山华侨抗日后援总会于15日召开总会职员大会，提议向侨胞募捐慰劳黑龙江省主席、抗日将领马占山部官兵“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以励士气、而挽危安”。华侨华人踊跃筹捐支援抗日将士；中国致公党驻古巴总支部发表宣言，呼吁侨胞团结抗战；同时美加各地洪门组织，纷纷召开“抗日救亡”演讲会，报告国内形势，发动侨胞抗日救国；1931年12月31日，加拿大洪门组织召开救国抗日大会，号召捐资救国，并以“全加洪门救国抗日会”名义致电第十九路军及抗战将军、战士。
1933年底，纽约美洲致公总堂盟长伍锐勋、会长肖步云（后任致公党中央“三大”执委兼侨务部长）等致公堂（党）人士自厦门、漳州、福州往上海拜访上海洪顺互助会，并受到蔡廷锴的热情接待，回美国后召开各种会议，积极宣传通报国内抗战情形。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旗帜，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提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该宣言把中国致公党列为中国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之一，表明中国致公党的抗日救亡活动得到中共高度重视。
抗战胜利后，1945年5月，中国致公党、宪政党在旧金山联合举办演讲会，邀请我国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演讲。司徒俊葱主持大会，董必武作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的长篇演讲，演讲中，赞扬了美洲侨胞在抗日救国中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39年中国致公党（致公总堂）抗日义捐徵信录
后 序
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任意选择” （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历史的真相往往令人抽泣，已经有太多的历史被遮蔽，被歪曲。中国致公党九十多年的奋斗史，都是广大侨胞和归侨侨眷书写的历史。“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陈炯明任职中国致公党总理八年，致公党人不应该忘记他给我们致公党创造的八年历史。
1933年9月22日陈炯明病逝于香港，美洲、南洋各地华侨召开追悼大会悼念陈炯明。1933年9月30日在香港出葬，及1935年4月3日移葬惠州，两次所得挽联挽章共达三千余副，大概可分三类：（一）致公党及粤军旧部同人，（二）各界人士包括国民党旧同志，北方要人等，（三）海外华侨。当时的致公党地方组织还写下几幅挽联；
中国致公党上海第一支部同人敬挽：省长留畀陈席儒，政治不主独裁，凯末尔岂可作。总理提携致公党，寿命尚能假借，希德娄何足云。
中国致公党厦门支部同人敬挽：大旆渡漳江，记曾护法兴师，威望至今同景仰。将星沉香岛，独有共和在念，弥留犹自语丁宁。
中国致公党广州支部同人敬挽：中国失元勋，共说死生关大节。千秋传信史，谁能成败论英雄。
中国致公党天津支部同人拜挽：国事愈演愈危，我公忍弃中邦逝。精神不挠不屈，是气真堪万古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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