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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深主席原为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曾任广东省政府主席、黄埔军校副校长，1933年联合十九路军蔡廷锴等在福建组织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一致抗日的号召，反对国民党政府反共政策……
1947年5月出任中国致公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48年1月就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祖国解放之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59年10月9日在北京病逝。
李济深主席是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可敬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和卓越的领导人，是中国致公党和海外侨胞、洪门人士所爱戴的享有很高声望的领导人，也是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的亲密的挚友。李济深主席为民主革命、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1、一身追随孙中山
李济深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发生伟大变革的时代。他早年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的斗争，此后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统一广西，进行东征，为建立两广革命根据地，准备北伐，立下了功绩……
1904年1月11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国安会馆加入洪门组织，并被封为“双花洪棍”。1904年3月31日，孙中山由檀香山到旧金山之后，为发展组织，联络侨团，筹募军饷，以便配合其革命运动。他与美洲致公堂盟长黄三德、书记唐琼昌等磋商合作方法，让同盟会员入围致公堂，以表示合作诚意。并与黄三德偕同周游美洲各埠，要求洪门会员重新注册，以改造致公堂，发动各地洪门组织和侨胞支持其革命大业。当时的美洲侨胞，十有八、九是参加洪门致公堂，受到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海外侨胞、洪门人士积极从事革命宣传,创办革命报刊,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和抗日战争作出贡献。
中国同盟会成员，以及后来的中国国民党将领黄兴、陈炯明、唐继尧、向海潜、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李济深、陈其尤等精英们，在辛亥革命、护法运动等革命活动中追随着孙中山，并与海内外洪门人士和海外侨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各个时期的革命活动中得到海外洪门人士和侨胞们的支持……
北伐战争时期，李济深留守后方，执掌两广军政大权。在“四·一二”政变后取得国家政权的国民党内部发生分裂，李济深终于同蒋介石破裂，并一度被蒋介石囚禁于南京汤山。此后他积极从事爱国民主活动。
从辛亥革命起至上世纪30年代，李济深追随孙中山，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振兴，戎马驰骋、南征北战。孙中山曾经赞誉：“李济深是不可多得的将才。”在粤军第一师的整训中，他大胆提拔和任用如邓演达、叶挺等从军校毕业的优秀青年军官，最终不但成为全军中战斗力最强、素质最高的部队，而且带动整个粤军掀起了整训的热潮。在黄埔军校的创建过程中，他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建议，并从粤军第一师中提取现款3万元，调出大量兵器交给军校，还召集了身边的得力干将到学校来工作，受到了孙中山的称赞。在平叛两广、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他立下不朽的功绩。而在叱咤风云的北伐战争中，李济深的军事生涯走向了辉煌。
2、出任会办助力向海潜
1923年，辛亥革命元勋向海潜与高振霄（曾被孙中山称为“辛亥革命甲等功臣”）在上海创立洪门五圣山。“不可多得的将才”李济深以其力求认真细致，以身作则，大公无私的才智出任会办（地位在山主向海潜与副山主高振霄之间）。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时，上至四川、下达江浙，无处不是他们的实力范围。
向海潜（1888－1974）。1923年，34岁创立洪门五圣山；1936年，48岁创立洪兴协会，积极投入抗日斗争，之后逐渐向中共靠拢。
向海潜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组织者和杰出将领之一，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深得孙中山的器重。
武昌起义前，向海潜负责与炮队联络，他率领民军攻打汉口，为武昌起义的胜利立下了战功；1913年3月25日，宋教仁被刺，引发了二次革命。7月22日，孙中山在沪发表讨袁通电。8月8日任命向海潜为江苏讨袁军副参谋长；1917年，孙中山任命向海潜为护法军政府军事委员等职。
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避难日本，并在东京组建中华革命党。同年向海潜流亡日本，不久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向海潜和黄申芗（辛亥革命元勋，在东京参与孙中山筹组的中华革命党）一起拜见孙中山。据《孙中山在日本活动秘录（1913.8—1916.4）—日本外务省档案》中写道：“晚七时四十分（1913年12月1日），黄申芗、向海潜、郑林双、丁仁杰、何仲良一起来访，议事，九时三十分离去。本日下午二时二十分，夏述痕、凌钺来访，议事，晚九时三十分离去。下午四时四十分，陈其美来访，五时十分戴天仇（戴季陶）来访，一起议事……”孙中山虽然比向海潜年长22岁，第一次见面，却按洪门规矩称向海潜为向大哥，之后见面，却常以“向大哥”呼之。
李济深出任五圣山的会办之后，携手向海潜，整合五圣山，经过多年的努力,五圣山打开了新局面。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向海潜与李济深、吴铁城、商震、钱大钧、杨虎城、谭延闿等建立了更加牢固的友谊，时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的吴铁城还为五圣山提供了经济资助，向海潜、李济深、高振霄的义举，使蒋介从不以为然到大为震撼。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向海潜、李济深更加积极地投身于抗日洪流。他们纷纷表示:“二十九军的抗战为民族增光，愿本着孙中山反清精神，率洪门健儿，与敌寇周旋,虽粉身碎骨,亦在所不辞。”。
抗战期间，李济深积极探索抗日救国之路，谋求发动“闽变”，施行联共反蒋和抗日救国路线之际，身兼会办的李济深不忘积极发动五圣山的弟兄护送大批难民从广东向内地撤退，他们曾将二万妇孺一直护送到广西桂林。
抗战胜利后，向海潜于1946年回到上海，并着手办理洪门复员，改组洪门组织。此时，蒋介石正积极准备内战，而在民族命运决战的时刻，向海潜开始向往进步，积极向中共靠拢，坚持反对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力主国共合作、一致抗日。
然而，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又陷入了内战。一个在上海、一个在香港，向海潜与李济深始终保持着联系，共同的理想：谋求合作，反对内战。1948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之际,虽然向海潜已被国民党军统监视，但是，蒋介石鉴于洪门五圣山的人马遍布各地，不敢贸然行事。因此，向海潜决意弃暗投明，仍与李济深秘密合作，选派亲信加入民革组织，以实际行动支持李济深。上海解放前夕，向海潜被国民党特务押上飞机飞往香港。
3、“福建事变”震惊海外
“抗战”唤起了中国致公党与美洲各地致公堂、洪门人士及侨胞们空前的团结和英勇抗争，他们抛弃门户之见，激发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1933年底，纽约美洲致公总堂伍锐勋、萧步云等致公堂首领代表致公党同仁、海外洪门昆仲回国慰问蔡廷锴等十九路军将领。
1934
年8月30日，蔡廷锴、谭启秀将领一行回访抵达纽约时，“侨胞在码头欢迎者达三千余人”，1934年9月3日（农历7月25日为洪门五祖纪念日）纽约洪门致公总堂集会，欢迎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谭启秀、丘清英等。蔡廷锴说：“忠心义气，十九路军与洪门宗旨一贯，忠诚救国、支持抗日，愿此后再接再厉”。11月9日蔡延锴由纽约致公总堂总监司徒美堂陪同到旧金山，受到中国致公党（五洲洪门致公总堂）的欢迎。
1935年7月25日，李济深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原十九路军将领在香港建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李济深为主席，消息传出，引来海外洪门人士和侨胞们的积极响应。
李济深在海内外的声望日重，应以“福建事变”引以为豪。当年美洲各大报纸争先报道，1933年12月《大汉公报》还在头版，以题为《闽人民政府出现之步骤》专版进行连载……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州发动的抗日反蒋事件。
李济深原是粤军陈炯明旧部。粤军是1917年孙中山南下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护法政府）时期建立起来的一支武装力量，是一个军团的番号，并不泛指在广东的各种称号的部队。1925年7月粤军改制为“国民革命军”。其中第四军军长李济深，政治部主任麦朝枢，以原有粤军为基础编成。陈铭枢、蒋光鼐、李笠农、徐名鸿、蔡廷锴、黄琪翔都是第四军的师、团长。第四军的这些将佐几乎全都是后来“福建事变”的骨干力量，足见“福建事变”与粤军的关系之深远。
11月20日上午在福州名胜于山山麓的南校场举行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革命政府。大会公开宣布反蒋抗日，推选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陈友仁、冯玉祥（余心清代）、蒋光鼐、蔡廷锴、徐谦、何公敢、李章达、戴戟等11人为人民政府委员，推选李济深为主席。新政府的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李济深兼任，陈铭枢任政治部主任，蔡廷锴任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十九路军总指挥。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正式成立。得到海外洪门组织和侨胞们的支持。
4、李济深与美洲致公堂
“福建事变”也推动了海外洪门人士和华侨抗日救国运动……
驻美洲中国致公党总部及各地洪门致公堂获知福建人民政府成立的消息后，1933年12月30日纽约致公总堂盟长伍锐勋和会长萧步云（后任致公党中央“三大”执委兼侨务部长）署名，通电高度赞扬“人民革命政府，秉承公意，崛起闽邦，我抗敌卫国军人，悉本初衷，誓歼巨憝（dui），且复排除党治，开放政权，揭櫫共和，建树新国，为同胞一伸积愤”。电文表示美洲洪门致公堂“愿竭绵力，效命新邦，并偕海外华侨，悉候驱策”。电文情词恳挚，对福建人民政府表示了完全的赞同和声援。
1933年12月5日，加拿大都城致公堂和宪政党发布公电称：“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李济深将军鉴：举义讨贼，全侨额庆，惟务蒋汪下野，党治取消，集全国才俊组识政府抗日，方可言和，讨贼救国，愿为后盾。都城致公堂、宪政党同叩。”
12月29日纽约致公总堂也发布公电：“李主席鉴：民府成立。中外同庆，誓同拥护，恭祝成功。纽约致公总堂暨各分堂廿九叩”。
1934年1月10日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全加洪门致公堂总办事处亦驰电拥护福建人民政府的成立。电文称：“贵府成立，毅然废销党治，政权公开，并主张对内打倒媚日卖国之蒋介石与南京党府，对外则贯彻抗日救国，收复失地之初衷，正与同人人等本旨深契，逖听之余，曷胜欣忭，谨驰电贺，用表同情，尚希努力不渝”。海外侨胞的电报充分表达了对高举反蒋抗日爱国大旗的福建人民政府的支持和肯定，也反映了海外华侨政党组织和侨团组织的爱国精神。
1933年底，纽约美洲致公总堂盟长伍锐勋、会长箫步云自厦门、漳州、福州到上海受到李济深、蔡廷锴将领的热情接待。1934年1月23日他们乘船经过加拿大回美国，各地洪门致公堂召开会议，宣传通报国内抗战情形，唤起了各地致公堂、洪门人士及侨胞空前的团结和英勇抗争。
以上图片是中华共和国元年（1934年），人民革命政府赠送给旧金山中国致公党总部（旧金山五洲洪门致公总堂）。1933年12月，纽约致公总堂伍锐勋、萧步云到福州，受到李济深、蒋光鼐等的欢迎：
图片从左至右：蒋光鼐，第十九路军总指挥兼淞沪警备司令。时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兼驻闽绥靖公署主任；箫步云，时任纽约中国致公堂总干部会长；李济深，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席；伍锐勋，1930年任纽约致公总堂盟长，1934年任纽约中国致公堂总干部盟长；陈铭枢，1933年与李济琛等发动福建事变，时任文化委员会主席，1948年1月在香港与李济深等建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戴㦸，福建事变时任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改为中华共和国元年时，戴㦸任人民政府委员；林鸿飞，福建省政府总部代秘书长。
陈昌福教授在《“福建事变”与中国致公党》一文中写道：“福建事变”主要领导中李济深、蔡廷锴的致公党人身份是确切无疑，担当这次“事变”的主要军事力量与粤军的历史渊源也是十分清楚。因此，“福建事变”与中国致公党，与粤军关联的历史是不应该被湮没的。
5、出任致公党“三大”主席
“中国致公党由华侨社团美洲洪门致公总堂发起，于1925年10月10日在美国旧金山成立”（摘自：《中国致公党章程》总纲）
1925年10月10日中国致公党总部在旧金山成立，并推选陈炯明为总理，唐继尧为副总理。1931年10月10日，中国致公党在香港召开“中国致公党全党代表大会”，
正式成立“中国致公党中央党部”。大会选举陈炯明为总理；
1946年5月1日中国致公党正式恢复工作，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召开第十二、十三两次会议，并先后发出通告及函件给各地方组织通报恢复工作情况，检讨以往工作、确定今后工作方针。1947年2月10日中国致公党中央正式发出召开“三大”的通告。
1947年5月1日至10日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香港召开，出席会议的40多人。当时会场就在香港跑马地干事会干事严锡煊的家里，连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中共党支部书记）因住在跑马地，亲自关怀并指导会议。当时的局势还是十分紧张，国民党的特务到处活动，为了避开“耳目”，因此会议还是秘密召开的。
大会进行了组织上的改组，选出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执委会常委9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副主席陈其尤，常委兼秘书长陈演生、常委兼宣传部长雷迅（雷荣珂），常委兼组训部长黄劈寰
(黄鼎臣)，常委兼财务部长钟杰臣，常委兼代侨务部长韩毓辉，常委严锡煊、伍启元（伍觉天）；执委兼侨务部长萧步云、执委官文森、谭护、甘善斋、郑逸民、陈伯平、王霖、任浲、阮哲民、周兆山；候补执委：罗国安、丘家荣、郑营、曾礼和、杜翥云、梁超。选举中央监察委员会主任监委柯芾南，监委司徒俊葱、曾荣隆、胡汗仕、余桦；候补监委：黄光石、赖松基。设立了香港、马来亚、美洲三个总支部及二十多个分部。
当年中国致公党中央文件中还《附注》：“李济深同志系本党主席，惟现因客观环境关系，对外暂不公开，故本党今后对外之一切活动，均以其尤同志以主席之资格出应，希各地同志注意为要。”
当时，由于李济深正与国民党中几个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派别商议组成一个“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以致公党主席身份出现颇有不便，因此致公党的一切活动均由陈其尤出面。中国致公党党员中（特别是致公党驻港支部中，不少党员是李济深、陈其尤的旧部），因此一些党员同时参加了新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共发布“五一口号”后的第二天，香港的各民主党派聚集在李济深（时任民革中央主席）家讨论座谈，致公党副主席陈其尤也参加会议，门口的警卫都是陈其尤的手下，会上陈其尤出言豪爽：“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救国，海外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不能容忍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蒋朝！”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政治上的必须的途径”，“民主人士自应起来响应”。
1948年11月23日，李济深主席代表民革中央，陈其尤代表致公党中央，应中共中央的邀请离开香港北上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1949年10月1日，在开国大典上，当李济深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健步走上天安门城楼的那一刻，国民党残余势力和美国政府都大吃一惊。他们没有想到，李济深居然能在重重监视之下从香港来到北京，更没有想到他居然还能登上天安门城楼成为新中国的领导人。然而，李济深主席真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留在中国致公党同仁、海外洪门人士和侨胞的心中。
李济深主席亲身参与我国近代历史上的两次腾飞，即辛亥革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他没有能够见到今天改革开放40年的巨变。我们要薪火相传，担负起新时代、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十九大精神，坚定不移地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这一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不忘初心使命，广泛凝心聚力，进一步发挥和展示多党合作的时代价值，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注：转载时请注明文章的来源和作者
（作者：中国致公党中央党史研究与党务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致公党中央理论与学习委员会顾问、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理事、厦门市政协特邀研究员、原致公党厦门市委副主委、原厦门市侨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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