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1年7月，孙中山先生在旧金山成立中华革命军筹饷局时与海外洪门人士合影（左起前排伍一、赵昱：二排张蔼蕴、黄伯耀、孙中山、李是男、黄芸蘇：三排刘鞠可、唐琼昌、黄炳、朱三进、黄三德、罗敦怡；四排黄日亭、黄任贤、郑建群、李务明、司徒文达
中国致公党至今走过了九十五年，由于中国致公党在旧金山成立，不少历史资料也只有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以各种渠道而重现许许多多不为人知较为真实的史迹……
赵昱，是追随孙中山在海外完成辛亥革命的洪门志士…
他同黄三德一样是中国致公党创始人之一…
他协助司徒美堂组建中国洪门民治党…
他历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华侨界别）委员…
赵昱（1888－1975)字寿彭，乡人称为“聋耳昱”。广东新会三江乡人。自少年在乡务农，18岁随乡人赴美谋生，他热衷追求知识，实行半工半读，并参加洪门致公堂，得到孙中山革命思想启蒙，深受感动，觉得清廷腐败无能，国弱民穷，被列强欺侮，对此无比愤慨，因此，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在加州卜技利组织“求是学社”，研究国是，社员有中有中国留美学生、工人、店员四十余人。1909年参加同盟会。
一、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
孙中山于1894年在其兄孙眉和洪门志士之帮助，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1896年6月到美国旧金山发展兴中会。当时由于孙中山因未参加洪门，在美国运动成效不大，参加者甚少，只有邝华泰博士、陈翰芬牧师等六人加入。因此孙中山再度抵檀香山时，深感自己必须加入洪门，方能鼓动洪门中人赞助革命，于是在国安会馆由钟水养作保， 1904年1月8日入盟，并被封为“洪棍”。
不久，孙中山同黄三德周游各埠，倡导革命，改革致公重订章程，提议洪门重新注册，并以收注册费用来发展，因当时保皇会势力很盛，因而收效不大，仅筹得一些旅费，数目不多。
1909年11月，孙中山第三次赴美，主要目的是为国内举义筹款，抵达纽约后受到华侨赵公璧、李铁夫、吴朝晋、陈永惠等表示欢迎，他们一同加入同盟会。继而抵芝加哥，得到华侨梅乔林等的欢迎，遂在芝城创立同盟会。12月28日至旧金山，李是男（同盟会会员）、黄伯耀到车站相迎。由于环境艰难，加入同盟会只有黄伯耀、黄芸苏、温雄飞等人。
赵昱于1906年赴美，半工半读，因目睹国事蜩螗，愤外侮凭陵，便参加了“以义气团结，以忠诚救国，以侠义除奸。”为三大信条的洪门致公堂，并于
1908年在卜技利组织求是学社，研究国是，社员有中国留美学生、工人、店员四十余人。并邀请孙中山演讲，孙中山向社员阐明革命救国之理，听者十分感动，乃由孙中山做介绍人及主盟人，赵昱与周叙五、邓盛煜、邝辉、伍进、邓荣等10余人正式加入同盟会。
1910年1月，旧金山同盟会成立，有张霭蕴、黄超五、雷祝三、李萁、刘日初、刘鞠可、许炯黎、黄富、邝林（佐治）等五十余人参加。孙中山特别委托赵昱和黄芸苏等为主盟人。孙中山回日本之后，由赵昱和雷祝三、黄芸苏、张霭蕴等代表同盟会周游各埠宣传革命，听讲者日益增多。美国西部各埠发展甚速，故旧金山同盟会支部遂成为南北美洲总支部。美国东部方面，纽约、芝加哥同盟会诸同志亦努力发展，各埠同盟会相继成立。同盟会初成立时，对外名称为少年学社，赵昱和黄芸苏、张霭蕴、许垌黎、黄富等于每星期晚向群众作露天演讲，鼓吹革命，工作推动甚快。
二、筹饷局的游埠筹饷专员
1911年1月，孙中山先生抵加拿大温哥华，鉴于起义屡次失败，皆因此起彼落，未能同时并举，以致牺牲者众，损失甚大，遂努力筹集巨款，拟在粤再次进行大举。
1911年2月9日，致公堂举行公宴大会，设宴10余席为孙中山洗尘，同时欢迎来加盟的新会员60余人，以陈义式和孙中山两位大佬为正副盟长，主持加盟仪式。次日孙中山致信旧金山致公总堂黄三德与众职员，兴奋地通报：“弟已于初八晚到云埠。蒙各手足非常欢迎，连日在公堂及戏院演说，听者二三千人，虽大雨淋漓，亦极踊跃，实为云埠未有之盛会。人心如此……”。当时在温哥华的侨胞总数只有5000人，而冒雨前往聆听孙中山革命演讲的如此之多，足见人们对中山的理论和人格感佩至深。
1911年4月27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失败，牺牲同志甚众，孙中山乃奋起赴各地宣传。当年夏天重游旧金山大埠，在丽婵戏院大开演讲会，竭力宣传革命，赵昱也陪同到美西各埠葛仑、士得顿等华侨农场，向侨胞演讲革命，晚上同宿于华侨农场的木屋，赵昱和刘鞠可睡在孙中山床边之地板上，以作护卫。孙中山的赤心为国，朴质的作风至诚动人，侨胞大为感奋，纷纷加入同盟会。
1911年6月15日，在孙中山先生的推动下，致公堂与同盟会在旧金山成立美洲洪门筹饷局（又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筹饷局对外称作国民救济局。在美筹募革命经费得到洪门致公堂及同盟会成员的全力支持。孙中山亲手制订了“洪门筹饷局缘起章程”（十三条）及“革命军筹饷约章”（四款），让众人遵守。洪门筹饷局设在致公总堂二楼。
筹饷局由致公堂和同盟会选出代表组成，总办朱三进（致公）、罗敦怡（致公），监督黄三德（致公），会计李是男（同盟），6月26日，洪门筹饷局公推孙中山、黄芸苏、赵昱、张霭蕴四同志为游埠筹饷专员，孙中山、黄芸苏担任北路，赵昱、张霭蕴担任南路，7月初出发，沿途演讲，到处劝捐，成绩斐然。
孙中山抵盐湖城时，接黄兴由港发来的密电。当时因密电码本置于行李箱中，已运去典化城（Denver),孙中山即赶赴典化，从行李箱中找到密码本，将电文译出。电文大意是居正抵港，向孙中山报告武昌即将起义。孙中山接电后彻夜不眠，研究形势，考虑再三，拟翌晨复电黄兴，待筹集巨款，各方配合后再大举事。次日早晨看到报纸，知武昌已举义。孙中山先生遂拍电至圣路易城，催赵昱和张霭蕴速筹旅费。赵昱便和张霭蕴乃急赴芝加哥，并筹得5000元，直往纽约，在亚灵顿旅馆见到孙中山，赵昱和黄芸苏、张霭蕴与孙中山在旅馆同寓数天，谈及武昌起义后种种事情，孙中山在纽约还劝勉诸弟兄努力筹款，随即携朱卓文经欧洲归国。筹饷局亦陆续汇旅费与孙中山。赵昱和张霭蕴即回旧金山听命，准备回国效力。
三、上海五祖祠的掌门人
1912年(民国元年)，政府建立各级议会，推行地方自治。1913年(民国二年)3月，新会议事会成立，赵昱被选为代议士。他生性耿直，忠心于国家和家乡利益，大胆建议，率直发言，赢得人们称赞。是年秋，龙济光任督粤，旋即解散议会，赵昱便脱离政界。但是出于爱国爱乡之念，他转而关心社会和企业等事业。曾任上海致公堂负责人，1923年10月出任上海五祖祠总理，筹建五祖祠，并配合致公堂的“改堂组党”之工作。
为纪念五祖创立洪门，与供奉洪门历代革命英魂，海外洪门兄弟于1923年10月，趁在美国金门举行第三次洪门恳亲大会之际，通过筹组五祖祠,并以此为“改堂组党”之目的。建祠地点，原拟在广州先建,随后在上海建立。由于粤局纠纷碍于进行，经此次大会三读通过在决定上海购地建筑。并当场选举产生正副总理，正总理：赵昱，副总理：黄凤华，并设董事人数。同时议决暂分海外为七个区如下：金门、美东、加拿大、墨西哥、古巴、澳洲、檀香山。同时设立董事局，每区至少派一名董事回国筹建五祖祠，并规定董事局之权限。会议期间筹备五祖祠开办费由金门担认3000元、美东担认1500元、加拿大担认2000元、墨西哥担认500元
闭会当天，各代表提出，尽快拟定建根本章程和组党章程，保障共和，澄清政治是洪门最要之责任，更是洪门本身组织为当务之急。通过多数代表表决，一但政纲订妥后随时发表。
洪门恳亲大会各国代表团公选黄任贤为总干事，负责“建祠组党”工作，并总理洪门报务及一切重要事宜。
根据旧金山致公总堂档案记载，由各方洪门兄弟大力支持，捐款总数达十多万美元，超出买地及建筑估价费用白银七万二千两(当时上海通用货币，约合十万美元)。这笔款项，经陆续汇到上海交给董事局运用。
财政规定也十分严格，提款须正总理与董事局长共同签名。至开办费由总理一人签名亦可，如正总理缺席，副总理签字，如正董事局长不在，副董事局长签字。各处所捐之款，由民国十三年六月一日以前汇到上海汇丰银行收贮，此款专为建五祖祠之用，不得移诸别途，如建祠不成，该款可由各处自行收回本息(其余所到各处，于限定七区之外，如宜于委派代表，由正副总理因时制宜。1924年9月，选址于上海租界内的华山路西段（即旧海格路）476号，1925年7月落成。五祖祠一楼
、二楼有充足地方作办公之用，三楼前座设神坛供奉五祖，及所有洪家神灵。在五祖祠背后，另建有平房由赵昱总理居住（后来其家人居住)。
1925年9月12日（农历七月廿五日)，是洪门先烈清初在湖北襄阳龙虎山起义誓师之纪念日子，亦即是当日上海五祖祠举行开幕典礼。当天赵昱总理兴办盛大庆典，在五祖祠前的大草坪上布置花牌及鲜花，请来了男女军乐队及幻术表演助庆，更有武术表演，醒狮采青助庆，精彩非常。五祖神位由檀香山茂宜埠盟长邓灿主持升座，赵昱点火开光。整个节日开支，将近白银二千元，可见当日盛况。
此时，远在美国的旧金山，也正在为中国致公党总部的成立典礼而忙忙碌碌……
四、改党组党尽职尽责
1913年底，赵昱脱离政界之后，曾任上海致公堂总理，密切联结海外各埠洪门会组织，后任五祖祠总理，立足于进行兴复民族的救国活动。
1923年10月10日，第三次洪门恳亲大会在旧金山举行，赵昱与黄三德、朱仲缉、罗越、谭宣三等二十人正式提出了《洪门组党章程》议案（共六条）：一、定名，民治党（此为暂时假定之名，将来正式成立时共同商定可以更改）；二、公认本党党纲政纲经各公堂代表参订妥善即为洪门组党党纲政纲案（并附加进行计划）一致加入发起；三、公认五洲致公堂为海外筹备洪门组党纲总机关；四、公认金山致公总堂为海外筹备洪门组党总机关，其他各地公堂为该地筹备洪门组党机关与上海致公堂指臂相联，通力合作；五、公推 为专任筹备委员，各地公堂会长副会长书记盟长及司库为筹备委员；六、洪门组党党纲政纲及进行计划得各地公堂代表赞成签名后即作为正式通过，由五洲洪门恳亲代表大会代表联衔公布之（所谓“民治党”的党名，也是赵昱的建议）。
此次恳亲大会最后“议决通过了‘组党案’，各代表推举赵昱、黄凤华博士、谭宣三等将上海致公堂党纲草案再三删订，作为洪门政党党纲草案，并派赵昱、黄凤华游埠，征求各公堂叔父昆仲同意，随时即行公布。至于党魁之推荐，则待次年六月各国代表集会上海时，从长计议，以庆得人”。然而，黄凤华博士在途中不幸逝世，修订党纲之事成了悬案。
为顺利的进行“改堂组党”，1924年5月赵昱、黄三德等致公总堂的大佬们以“建先烈祠、组织政党、统一机关”之名分别分赴美国、加拿大、澳洲、墨西哥、古巴等国先行宣传、演说、劝捐，各地洪门人士与侨胞听者踊跃，争先恐后义捐。赵昱还与同盟会会员马君武（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期间，马君武任总统府秘书长）到澳洲各地访问，受到洪门人士的欢迎。
1925年11月，赵昱、严仲如、谢维屏、潘应霖、凌伯静等五人创办《上海公报》，《上海公报》招股简单共十二条，第一条宗旨写道：本报欲造成有力之舆论，其宗旨以促成统一改善社会，发扬民治社会，并表扬先烈之殊勋。增进华侨之福利，且为组党建祠之宣传，以植本党稳固之基础。第十二条：所有股银请寄上海新闸路辛家花园十号致公堂（Chce
Kung Tong 10 Sinza Terrace Shanghai China代收当即给回收条以昭信实。
在1926年8月的加拿大第四届洪门恳亲大会上，大会也为《上海公报》的招股“皆宜出财出力”，同时赞誉“赵昱先生等有见及此，奔赴南北美洲，募资建成五祖祠，以为洪门统一之帐本，化除診域之见，一秉公益之心，与各处洪门昆仲联络，声应气求，改良党务，以利进行，务达其统一之目的而后己，则我洪门势力之雄厚，有何社团能及之。”
中国致公党旧金山总部成立不久，由于赵昱因在公报上发表与总部不同意见的文章引起总部领导人的不满，不但引起争议，甚至把莫须有的“十大罪名”甩在他身上……
1925年10月28日，驻旧金山五洲中国致公党总部的名义在《大同晨报》刊登“宣布革除赵昱洪门党籍”的启事：“赵昱伪造种种事实，遍发传单，并胆敢登报诬陷金门五洲致公堂，大犯洪门法律，应即革除赵昱洪门党籍，以儆效尤此布。驻美金山五洲中国致公党总部特启”。
此布告一经发出，同时也遭到各地组织的反对，如墨西哥顺善两省总分堂就提出异议，认为赵先生为公为罪应即刻开全体大会，对于金门革除赵昱之事详细研究、或赞成或反对。墨西哥俄沙俻分堂致函致公党总部写道：本月29日阅《大同日报》所登革除赵昱洪门党籍之告白十分离奇，令本部同人无唔警骇，如若洪门之团体不论执事或会员倘犯于党纲，必要指出证据先行公布，然后革除之方能合法。更有致公党墨西哥分部写信致函给中国致公党总部朱逸庭、陈浩孙提出强烈要求：“为尊重公意起见，经详细讨论议决要求贵总部在本月20日前迅速登报恢复赵昱党籍为先，以保赵昱之名誉。”
其实，赵昱被“革除”党籍之后，随着不同声音的争论，令事态不可收而不了了之，然而赵昱还是在“党、堂”之间，更多以贯彻“党”的宗旨，且以洪门志士和华侨的身份，默默无闻，不为人知的继续发扬孙中山“天下为公”之精神，为祖国的革命事业尽责尽力。
1926年，赵昱争取到当局军政大员的支持，前往青海垦荒及开掘金矿，并与谢维屏、凌伯静三人一起筹备成立“侨兴农业有限公司”，并制章程共20条，以招募股份形式，不但为吸引海外侨胞资金，而且利用海外洪门人士有着开矿之技术。他来往于上海、西康、大通之间，对大通金矿的开采和开垦农场的方法进行研究。赵昱的计划或许是中国最早开掘“以侨引资、以侨引智”首例。
但抗战爆发，又由于资金和其他方面的原因，未能实施其开发计划，只得置身后方，伺机再动。
1928年5月12日，赵昱还以上海致公堂代表身份设宴接待澳洲《太阳报》记者威斯君（赵昱游澳宣传革命时相识的老朋友），针对如何改善澳洲政府对待华侨歧视的政策及华侨经商、旅游、留学等问题相互交流。
五、响应号召投身抗战
1931年10月，中国致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香港召开。“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1932年3月27日，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发布第二号通告，通报了发生在上海“一二八”淞沪事件，上海致公堂的赵昱见证了日本军国主义在上海犯下的侵略罪行。
中国致公党号召全党投入“勉励侨胞，捐资输将，并鼓励沪上党员投身行伍，以贯彻捍卫国土保护主权之本旨”。用生命与热血发出气贯长虹的民族吼声，一洗国民党政府四个月来不抵抗的耻辱。之后，中国致公党驻港总部，通告各地组织筹备抗日救亡事宜，发布训令：“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各国各地致公党组织和广大侨胞，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神圣事业。
自“九.一八”事变后，赵昱有感于国家民族灾难深重，身在上海主持五祖祠和致公堂工作的赵昱，立志国难当头积极投入抗战，联系海外洪门人士，替东北抗日的义勇军奔走呼号，也先后赴澳洲及南洋群岛募集捐款，以支援各地自发抵抗日军入侵的斗争的志士。
1937年，经由国民政府行政院决议通过，聘任赵昱为振务委员会委员，并由“救国公债劝募总会”派往五大洲各地劝募救国公债。赵昱偕同其女儿赵金枝离开祖国，专程赴东南亚及美英向海外侨胞宣传募捐，由于赵昱与海外致公党及洪门组织关系十分密切，所到之处，都受到当地致公党同仁及洪门人士的热烈迎接，1937年11月24日《大汉公报》转载五祖祠公函写道：“政府决心抗日救亡之秋，自能认清国家民族之利益，超越一切任何团体及个人之上，化除成见，捐弃前嫌，一致团结，拥护之，爱戴之，继续辛亥革命吾党输财出力之光荣历史。如赵昱大哥到达之处，希望鼓励全体昆仲踊跃争先购买救国公债，能为全侨首倡，而竟抗日图存伟功，以挽救将亡之国家，复兴垂危之民族”。
1939年11月27日《大汉公报》还报道了一则令人感动的故事：专向海外华侨募捐公债赵昱氏，现已达伦敦，沿途所过之南洋各地，在赵氏的尽力宣传下，所得成绩殊佳，对于抗战前途，至多利超。赵氏达到伦敦后，即向当地华侨劝勉购债捐款，并以空邮函寄香港报告当地华侨捐募情况。赵昱沿途所到的地方，侨胞捐输之踊跃，可以坚定相信我祖国必能得到最后之胜利无疑。全伦敦华侨总共计八九百人，生计不太好，而生活程度则较赵昱十年前游欧时增高许多，而侨胞也能努力向前。在此地经商者，赵昱劝其起捐每人购债千元，失业侨胞，在当地政府领到侐金时，也能每月捐出口粮1/4，节衣缩食，以纾解难。当听到赵昱的演说时，热诚果见人也。全伦敦最热心侨胞，则唯惠州老者，竟将其一年来所艰难辛苦俭积之七百元尽数捐助祖国，赵昱被感动至热泪盈眶。赵昱未出国门之前，见我祖国将士，慷慨赴义，赵昱沿途将祖国将士精忠报国之榜样向侨胞宣传，侨胞受感动到频频手帕拭泪，可见其爱护祖国之热情，此次发动全民抗战以来将士之忠勇，侨胞之热诚，均可永远流芳于血史者。
1938年9月3日赵昱回到香港后，立即致函各地侨团及洪门组织，报告捐输救国情况。赵昱自1937年10月由港出发赴南洋，后经欧洲到美洲，再由檀香山、纽丝崙到澳洲，9月3日回港。一年多的时间，赵昱所到之处，沿途侨胞、致公党人和洪门人士为抗战救国踊跃购债，此次捐募公债共有三千多万元是来自马来半岛，若以华侨平均出钱而言，则南非洲第一，菲律宾第二，印度第三，美国第四（后来美国又捐输一千三百多万元，赶至第一）。
今天，当我们回看七十年前的报道，许多真实故事，不但重现了赵昱及海外致公党同仁、洪门人士和侨胞那种爱国热情，更能深深体会到孙中山提出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革命精神之涵意，才能真正明白“强大的祖国才是华侨有力的靠山”。
六、组建民治党功不可没
抗战胜利后，赵昱携眷返回上海，重掌致公堂旧业，实际成为海外洪门在上海的首领。1946年三月，美洲中国洪门致公党总部主席司徒美堂带领总部主任杨天孚回抵达上海，即找到赵昱商谈，凭借赵昱在海内外的人脉关系，一起筹备在上海召开全球洪门恳亲大会，成立中国洪门民治党，并组成由司徒美堂、赵昱、朱家兆为常务委员会，7月25日中国洪门全球恳亲大会在上海贵州路潮社举行预备会，并由此产生中国洪门民治党，1946年8月1日中国洪门民治党正式成立，司徒美堂为主席，赵昱、朱家兆为副主席，并在“五祖祠”门口挂起了“中国洪门民治党”的新漆招牌……
9月1日下午二点，民治党便在上海康乐酒家设宴招待中外记者，报告组党经过，并发表对当前时局之主张，历时一个多小时。招待会由司徒美堂主持，在致词中司徒美堂对蒞会的中外记者表示感谢，并说明民治党成立所持立场；赵昱代表常委报告组党之历史、氏称等等。
民治党成立之后，即在各地成立分部和支部，并拟定出版《民治周刊》作为该党的喉舌。并经司徒美堂、赵昱、赵锦田签署，资助民治党驻香港专员、致公堂越南主盟施伦佐和民治党港澳支部宣传处长黄大枢所主办的《太平洋杂志》，作为民治党在香港的刊物。
1947年3月初，为组织民治党华南党部，司徒美堂与赵昱由上海抵达香港，16日下午二时，由驻港支部施伦佐为主席的香港华南洪门团体召开筹备欢迎会欢迎司、赵两人。此后，在司徒美堂、赵昱的指导下，1946年6月22日成立中国洪门民治党港澳总支部，主委熊少豪、副主委黄沧海。
1947年7月12日，赵昱偕同其公子赵文藻（时任上海致公堂主盟人及上海《洪声月刊》社长）抵达菲律宾马尼拉，各洪门团体代表到马尼拉13号码头迎接。赵昱此去有两大任务：一团结全菲洪门昆仲，二在菲组织民治党。15日中午，各洪门团体在进步党总部会所举行公宴，有国民政府驻菲领事官员和国民党总支部、总商会、华侨劳联会、广东会馆等领导蒞会。第二天赵昱随即拜访政府部门和各华侨社团、各洪门机关。
由于民治党成立之后，其党内大小事务 ,均受到CC派（“CC”是指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首的在国民党内的一股势力）张书城、陶履中、吕雒九等人把持下，因而具有强烈爱国之心的司徒美堂决定退出民治党，于1947年8月发表《脱离民治党声明》刊登在上海各报。表示对民治党一年来所作所为，不表赞同，自即日起脱离民治党的一切职务，转赴香港，重返美国，致力于华侨福利工作。各方友好，不及一一走辞，请为原谅。然而司徒美堂的爱国行动，不被海外洪门组织所理解。
而赵昱自从参加筹建民主党之后，就已受到一些人的非议，司徒美堂退出民治党，更起风云，特别在指责CC派控制民治党和五祖祠的同时，一些人把矛头指向赵昱，制造矛盾，称其卖身投靠CC派，更在司徒美堂与赵昱之间挑拨离间。
为此，1948年8月1日赵昱特地写信给旧金山司徒俊葱（致公党“三大”监委委）和谭护（“三大”执委）等海外致公党及致公总堂同仁做出必要的说明，信中表明“张书城、吕雒九出卖民治党于CC派”及报告民治党和五祖祠被CC派利用之过程和情形。并告知旧金山致公总堂同仁，要防止张书城、吕雒九等人“借民治党之名义到处进行反共宣传，破坏海外洪门的团结”等行为。由于对赵昱各种误解与议论，也使美堂老人回国定居后，直至去世，始终不肯与赵昱相见，可见其误会之深。
谁能知晓，1949年11月17日，在全加洪门民治党第十四届恳亲大会上，大会特地发表声明《声讨洪奸司徒美堂赵昱等》，并刊登在《大汉公报》头版，声明中指责“美堂在南京向蒋介石乞取四万美金不成，失意到去投入陈其尤的致公党”，指责赵昱“这个人是汉奸，和美堂一样，不是拿国内的事欺骗华侨，就是拿华侨的事欺骗国内人”，这一份声明，虽然在海外洪门组织中造成不良影响，但也从另一个则面刷清了赵昱被污蔑为CC派的事实。
回国后的司徒美堂被聘任为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1955年5月司徒美堂因病逝世，1956年1月10日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增选赵昱为委员（华侨界十七名），之后又继任第三届、第四届委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