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序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病在北京逝世，当时身在香港的陈炯明发挽联致哀，挽联写道：唯英雄能活人杀人，功首罪魁，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
从这副挽联中，可以隐约看出陈炯明对1922年“6.16”兵变后，对许多人指责他为“叛徒、公敌”的评价不满，认为自己与孙中山的功过是非自有历史来评断。而且，认为他与孙中山最终兵戎相见，主要是因为“公仇”，即政治主张上的分歧，而非个人的仇恨，两人私下的情谊还是很深的。
其实，在“6.16”兵变后孙中山在严厉谴责陈炯明的同时，还谈到：“盖以陈炯明之性质而论，其坚韧耐劳，自有过人之处。”（《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549页）。
人无完人，任何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我们不能因其一时的错误，便将其一生予以否定。对于陈炯明，我们应该结合他的实际，客观地做出评价，做为致公党人也有责任还历史原貌。
今年是陈炯明诞辰135周年（1878年1月13日）、逝世80周年（1933年9月29日），陈炯明在中国致公党担任总理八年，也给我们留下不少鲜为人知的史迹……
陈炯明与美洲致公堂
|
1918年2月陈炯明致致公总堂信
|
1916年12月美洲致公堂立案冯照
|
170多年前，“洪门”山堂支系已发展到欧美，其前五祖二房为方大洪，堂号“洪顺堂”、旗号“(虎寿)”字，早期在广东、广西发展，故美洲洪门致公堂前身是洪顺堂，且以粤藉移居美洲的华侨华人为主体，从秘密组织到公开活动…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洪门致公堂就积极要求在国内立案(注册组成合法政团)参政，由于致公总堂总理黄三德时任北京农工商部顾问、粤军总司令部顾问，因此与陈炯明及民国政府关系密切，1916年12月，美洲致公总堂由民国政府农商部发照（第2181号）正式立案，并由陈炯明、黄三德、陈浩孙、孙逸庭等人于20世纪20年代完成组党。
应当指出，黄三德做为“洪门大佬”，曾经陪同、协助孙中山在美国、加拿大等地鼓吹革命，筹借军款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进程中起到很大作用，在与陈炯明筹建中国致公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黄三德是中国致公党重要创建人之一。
陈炯明跟随孙中山十几年，在1922年（6.16）前，陈炯明在军事上一直是孙中山的最得力助手之一、麾下难得的猛将。1917年12月2日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1918年1月粤军分三路援闽，消灭段祺瑞系北洋军阀并进驻漳州及闽西南27县，着手建立“闽南护法区”。由于援闽粤军财政艰窘，1918年元旦粤军开赴潮汕地区后，迟迟没有开入福建，陈炯明便于1918年2月写信给旧金山致公总堂，信中提及：“弟受任援闽已将编配各军队开赴潮汕”、并讲述援闽粤军“财政困难已达极点，目下库储如洗羅掘皆空”，希望得到洪门同志的支持。从这封陈炯明给洪门致公总堂的亲笔信，说明陈炯明在其军事、政治的活动中保持着与海外致公堂的联系。
6.16之后，1924年2月2日，陈炯明还给致公总堂总理黄三德写信，表明“我军运输不继，粮食煞费筹谋，素仰同志诸公义侠爱乡，热诚救国，务请鼎力筹助军稰，则百粤生灵，共蒙幸福”，希望致公堂同人继续支持他的革命，有向洪门筹措军饷，继续以武力与孙中山抗争之目的。
应当指出，洪门致公堂并不是一开始就选择陈炯明作为致公党的领袖，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既不能不受到切身利益和血缘地缘观念的制约，同时也与其历史环境、国情的密切相关：另一方面，1912年，孙中山当上临时大总统后，与海外洪门组织关系愈趋愈远，在黄三德《洪门革命史》中详细讲述了孙中山不赞成洪门“立案”，想改致公堂为中华革命党，有“吞併洪门﹐令隶属于中华革命党之下”，令许多洪门人士不满等等。而陈炯明在任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时，并在辛亥革命活动中以“仗义执言”、“建议独多”、“作风廉洁”、“平易近人”工作颇有建树,得到南洋华侨及美洲致公堂的支援。
至今在旧金山洪门致公总堂还存有一些陈炯明与致公总堂来往的信函。
筹组致公党首任党魁
|
1919年11月3日黄三德为在上海购地建五祖祠致致公总堂同人手迹 |
1923年10月美国金门举行第三次洪门恳亲大会
，这次大会着重讨论修建“五祖祠”与中国致公党的成立问题 |
|
1925年9月10日驻旧金山中国致公党总部同人致唐继尧推举其为副总理 |
1925年10月10日中国致公党总部开幕左第六人起为黄三德、陈浩孙、孙逸庭、石荣林、朱仲缉…… |
1920年美洲致公总堂总理黄三德回绝孙中山提出的“通函海外致公堂﹐一律改为中华革命党”之后，回到旧金山便开始筹划修建“五祖纪念祠”和筹建中国致公党之事宜。
1923年10月10日美洲洪门致公堂在旧金山召开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大会。会上，黄三德建议在上海修建“五祖纪念祠”，以纪念洪门五祖的功勋，并亲笔写信联络世界各地洪门组织，同时着重讨论成立中国致公党问题，正在国内筹划组党的陈炯明闻此信息，指示他的亲信马育航致函黄三德说：“吾人未敢妄自菲薄，此后救国与建国之责任，不能不仍引以自负，基此意志，乃有运用大党之必要，老兄领袖侨胞，主持党事，当亦同具此种热心与宏语”。观此函件，陈炯明已经有积极联络海外洪门筹划组党，以争取海外的政治援助。
1925年2月，陈炯明派遣陈应权、叶少石两人到南北美洲各致公堂，联络侨胞，游说组党。28日抵达加拿大维多利亚与当地致公堂就“组织新政党，反孙迎陈”，达成五项决议：
(1)华侨赞成联省自治；(2)举陈炯明为新党领袖，组织政党；(3)筹助粤军饷项；(4)设立航空学校；(5)选派代表回国，征求陈氏同意。
1925年8月，中国致公党筹备委员会总会就有关建党的事项，发出《通告全体洪门人士书》（共八条略），就建党的具体事项，通告全体洪门人士。会议决议在10月10日之后，各地致公堂，一律改称致公党。（以上史料摘自黄三德《洪門革命史》及陈昌福：《陈炯明、孙中山与中国致公党的建立》）
1925年9月1日旧金山中国致公党总部敬告广东父老昆仲书
1925年2月、10月，广东国民政府为了消灭陈炯明势力,铲除武力割据,为北伐创造条件,发动了以黄埔军校官兵为实战主力的两次东征，就在当时的情形下，1925年9月1日旧金山中国致公党总部敬告广东父老昆仲书，介绍了当时形势，号召全粤父老昆仲支持陈炯明，并写道：幸我致公党领袖陈公兢存，手绾军符，起靖粤难……希望全粤父老昆仲，将本党党纲政纲，加意而研究之，发扬而光大之，於内地省份州县，组织致公党机关，宣传主义，示民表率，则将来“致公党”三字流芳百世。
从此“敬告书”中不然看出在中国致公党筹备期间也已经确认了陈炯明在中国致公党的领导地位。
1925年9月10日驻旧金山中国致公党总部同人写信给唐继尧，推举他为副总理。在国外有致公堂同人极力推举，国内有陈炯明等政军界的鼎力支持，组党事宜大功告成。
|
陈炯明赠送给旧金山致公党总部肖像 |
蔡廷锴赠送给旧金山致公党总部肖像 |
1925年10月10日，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会在旧金山召开。来自美洲各地、香港、澳门和上海等地的洪门组织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的主要内容是：决定以洪门致公堂为基础，改堂为党，组织华侨政党，定名为中国致公党；选举陈炯明、唐继尧为党的正副总理。这一次恳亲会实际上也就是中国致公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即由中国致公党中央总部朱逸庭、陈浩孙、林荣石、朱仲缉等签名给陈炯明、唐继尧两人发出正式推选证书。
致公党人的救国主张
1925年10月，陈炯明担任中国致公党总理之后。于12月退居香港，致力于制定致公党党纲概要，发展组织，推进党务事宜。陈炯明还为致公党写了《致公党计划书》，并在1927年发表了《中国统一刍议》，表述了他的国是主张。为了其国是主张在党内得到贯彻、落实，致公党总部在成立之初，就发表了《致公党同人救国主张》草案，实际上“致公党同人救国主张”经过大会修改、决议，成了中国致公党“一大”
的党纲。
“致公党救国主张”共六条二十五款：一、我国政治改建之主张；二、我国经济之改建之主张；三、我国教育改革之主张；四、整理侨务之主张；五、组织政党之主张；六、附则：本草案经多数赞成通过之后即成本党党纲。
其中部份内容还是第一次披露（摘录）如下：
第一、我国政治改建之主张：一、大同主义为现代不确实用之理想,吾人今日请求建设事业仍须以国家为范围，本着自强不息之精神，进而求国际永久之和平，再进而求大同主义之实现……；二、联省制（即联邦制）为统一我国之不二法门唯联省制应采取严密式的不主张宽弛式的……；三、县自治村自治为省自治之基础……；四、裁兵为今日救国之先决问题……；五、军政应隶于民政之下……；六、省会、国会实行严密之监督，民有撤回议员之权，人民有直接提案及总投票复决之权……；七、吾人欲求民治精神之实现，必先从事民治运动……
第三、我国教育改革之主张：一、强迫教育制度有采用之必要；二、大学为国中最高之学府，亦即知识界之明星，将来每省至少应办一大学以为策进教育之先；三、男女教育机会之均等，为发展女权之门径故欲求男女平等必先令女子得与男子受同等之教育；四、文化不论中西只求共适于我国今日之实用者……
第四、整理侨务之主张：一、各国对华不公正之条约及待遇、侨民不平等之有辱国体，务期达废止或修正之目的，为我国增高之地位侨民及受相当之保护。二、侨民与国内人民应一律有平等之参政权（如一切选举权及被选举权）。
第五、组织政党之主张：一、政党政治为行代议制国家所不可免之事实，故凡宗正大举动光明之政党应予道德上之赞助；二、中国现时一般武人政客援引朋比植党营私其所谓乌合之团体，小则为一人或少数人之私党，大则为危害国家之叛党，不能窃政党之号以自护；三、政党之建立应以国家为前提，其建设应以政策主张为基础，不当以人物势力为结合之媒介；四、政党应以正义为依归，不取利用与象机主义是者弱必扶非者虽强必伐。
第六、附则：一、本草案经多数赞成通过之后即成本党党纲；二、党纲成立之后，如有党员十人以上之提议大多数之赞成可随时修改之。
由于港英政府不准华人在港设立政治性的机构，1926年2月，陈炯明在香港筹组成立“致公俱乐部”，并以此名义登记注册，把致公党的活动中心移至香港。陈炯明在组织上加强致公党的建设，后来以“中国致公党组织中央党部办事处”之名义联系各地组织，拟定驻港支部暂行章程，并着手登记党员，半年之间，党员陆续登记者十余万人。同时，派员往澳门、广州湾、厦门筹设支部，南洋吉隆坡、马六甲各埠，闻风纷纷申请筹设支部，陈炯明也委派人员前往指导工作，致公党在国内外都得到逐渐发展。
创刊题字《公论晨报》
不久前，笔者查阅到加拿大洪门致公堂创办的《大汉公报》于1928年8月20日刊登了美国洪门致公堂创办《公论晨报》的信息，该报以题为“公论晨报特刊出版”做了报道：“致公堂同人组织《公论晨报》，筹备已久，现在积极进行，惟创办伊始，事务繁多，未能妥办，故未按日出版，兹先发行公论晨报特刊，以副同人之望，每星期出版一次,今日已出第一期，内容丰富，持论正大，经分送各埠各界观阅。
从《大汉公报》的报道中，证实了《公论晨报》早已筹办，
由于种种原因，1928年8月20日正式面世，陈炯明总理为其题写“公论晨报”四字，段祺瑞、吴佩孚、孙传芳、齐燮元、张群历等国民党将领们非常重视《公论晨报》创刊，都纷纷为公论晨报题词祝贺，“声名洋溢”、“金声玉振”，“舆论之母”、“春秋之笔”种种题词之中，国民党将领孙传芳的题词“海外木铎”，更把《公论晨报》视为向海外宣达政令的喉舌，《公论晨报》实际上也是当时陈炯明领导中国致公党（及美洲洪门致公总堂），号召美洲华侨支持祖国、鼓吹革命，宣传自己政治主张，同为党、堂的舆论阵地，至1932年，《公论晨报》都得到健康发展。
《公论晨报》由美洲致公总堂監督司徒俊蔥任司理（主持）。1929年由著名华侨革命办报人崔通约任总编辑，1928年崔通约再次赴美时，主持《中西日报》笔政。
1947年12月，三大召开之后,为进一步发动致公党成员和海外侨胞、洪门人士投入国内的革命斗争，从新创办出版《公论》作为致公党中央机关刊物。其《发刊辞》写道：“为挽救当前国家民族之多难，力求中国和平与民主之实现”，“为适应时代之潮流，爰以一己之至诚，阐扬‘和平’与‘民主’之真义，出兹刊物的问世，藉以激励国人”，“取名‘公论’，是亦本‘万几决于公论’之意云尔”。
当《公论晨报》以其“真实”面目出现时，我们便会自然而然联想起1947年创办出版的《公论》，其实是《公论晨报》的“复办”，特别是“公论”二字被井字旗（致公党旗）框在其中，更显示了它的含意和致公党的历史，也更值得我们深层的研究其《公论晨报》－《公论》－《致公通讯》－《中国致公》的历史延续……
主持“二大”重整致公
|
五洲致公团体各区代表联合会“会议议程”
|
1931年10月10日致公党中央总部成立
|
陈炯明领导致公党，推动党务，整理内部，使得致公党逐渐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政党，并推出“建国主义、建亚主义、建世主义”的“三建主义”为政纲。
然而，致公党成立后，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民党及其政权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迅速扩大，中国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致公党由于在理论上尚处于幼稚状态，对国内外的形势和社会发展趋势缺乏科学的分析，从而无法形成正确的认识；党的总部又设在海外，
成员复杂，通讯不畅，对于国内所发生的一系列根本变化不甚了解，这就很难就国内的政治斗争发挥其作用。
当时,致公党人抱着“秉承致公堂旧有爱护国族之精神，更新国内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合理之改革，欲由实现真正民主政治之途径致国家于富强，使人民能享有政治经济之绝大自由，海外侨胞获得强国人民所应享之平等待遇”等等的强烈愿望……
如何促进致公党切实能参加国内政治斗争之需要，如何发挥致公党的作用，在陈炯明的主持下重新提出了加强党务，解决党堂并存、党堂不分的等等问题。
五洲致公团体各区代表联合会议决组党存堂公约
因此，1931年10月初，陈炯明在香港亲自主持召开致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在香港成立中国致公党中央党部。陈炯明、司徒俊蒽、钟秀南、严锡煊、陈演生等及来自美洲和其他海外各处的代表数十人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解决自“一大”以来党堂不分的问题。
然而，由于意见分歧，各执己见，大会只好通过一项妥协、折衷的决定，既承认党、堂并存的现状，又决定存堂保党，党、堂分家，以党领导堂。在“二大”（党部成立）前夕，召开了“五洲致公团体各区代表联合会议”，会上各方争议相当，报道称“代表中有一二来源不清心存跨党别有阴谋欲以另立党名撕滅致公名义者”，大会于10月1日以“五洲致公团体各区代表联合会议”名义发表公告：其中第二条称：本会议根据五洲致公团体恳亲大会议决对於组党存堂得自由结合基此原则联合各区代表特开联合会议（此公告的代印章为“中国致公党组织中央党部办事处印”）。
组党存堂这一决定和第一次代表大会改堂为党的决议相比，无疑是一大进步。此后，堂、党自渐分离，党在组织上进一步脱离会党的影响，向现代政党发展。这次会议决定致公党总部设在香港，仍推举陈炯明为总理，陈演生为秘书长。司徒俊蒽代表致公党驻美国旧金山地方总部出席大会。
1931年10月15日中国致公党中央党部发函致旧金山、古巴及上海、天津、厦门致公党各支部，通报代表大会（联合团体）召开情况
致公党“二大”之后，中国致公党加强“中央干事会”工作、成立“中央监核会”。10月15日中国致公党中央党部发函给旧金山、古巴、秘鲁、巴拿马、纽西兰、伦敦、非洲等总部及新加坡、吉隆坡、马六甲、上海、天津、厦门、香港等支部组织，通报代表大会（联合团体）召开情况和国内形势，主要内容有：1、组织中央党部，接受陈总理领导；2、通过中国致公党中央党部临时组织法，并以附则声明，凡属致公团体人无论何时加入本党受同等之权利；3、1931年10月10日中国致公党中央党组织完毕，正式成立全党代表大会；4、遵照党章执行职权、议决一切重要党务；5、中央党部为全党的中心机关，各地方党部应内外相维，并接受其指挥，陈炯明总理为本党总理。
党务工作进一步得到强化，先后发出训令与通告：1932年1月26日致公党中央首发第一号训令；“经全党代表大会议决所有各区新旧党员一律从新登记党员。”；1932年3月15日发布第三号训令，重新规定各地组织机构名称，各地组织列表如下：“中国致公党驻金门地方总部”、“中国致公党驻秘鲁地方总部”、“中国致公党驻古巴地方总部”、“中国致公党驻伦敦地方总部”等八个国家的地方总部；有包括“中国致公党驻雪兰莪（吉隆坡）支部”、香港、澳门、上海、天津、大连、广州湾、厦门、汕头等十一个支部为中央直辖支部；还有荷兰支部，秘鲁毡乍支部、华拉分部，巴拿马箇即等分部列属于其他总部。1932年3月15日第四号训令为颁发“规章”手册之通知……
1932年中国致公党驻港支部初届职员合影，上面悬挂的“五色旗”（中华民国初期的国旗）和“井字旗”（中国致公党党旗），也是陈炯明逝世后与其棺木相铺着的二面旗帜
“二大”期间，正值发生9.18事变，陈炯明领导的致公党，顺应抗日民主的进步潮流，一方面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实行抗日，收复失地，另方面在国内各派政治力量中首次提出停止内战、共御外侮的政治要求。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击，陈炯明写诗赞道：“天诞蔡将军，是我神明裔。百战转山河，千钧挽强臂。两粤多健儿，三军尽鹰鸷。敌忾贼同仇，国人争奋袂……自此一役后，声威播海外。鼓声乘衰竭，何难返侵地。”陈炯明的民族气节和男儿血性本色溢于言表。
“二大”之后，除了美洲原有组织外，还有大洋洲、南洋群岛及香港等地建立了新的地方组织，计有党员30余万。1933年9月，陈炯明病逝香港，致公党中央决定暂由中央干事会主持中央工作，领导党务，维持现状。由陈演生在香港负责与各国各地致公党(堂)联系工作。
据《大汉公报》1932年6月18日报道：《公论晨报》司理及美洲致公堂監督司徒俊蔥，代表驻美洲致公总堂参加代表大会（五洲洪门恳亲大会）后，于6月13日乘古总统船回旧金山，当晚致公堂召开《公论晨报》报务会兼开欢迎会，司徒俊蔥将大会经过情形详细报告及所通过的“存党组党”一案。大会的决定对内使洪门致公堂得以永久巩固。对外使致公党中央党部得以参加政治，抱救国救民之宗旨而行之，在座各昆仲对于司徒俊蒽为国为堂奔走劳碌表示非常满意，掌声大作。当晚由主席胡維琳主持，及林贤献、朱昌晃、朱逸庭、司徒棟等参加会议。并对《公论晨报》报务进行讨论，制定事则，希望各地洪門昆仲仍加努力，拥护洪門之机关报，保持成为美墨两国之喉舌云云……
从《大汉公报》的报道中证实，当年代表美洲致公堂参加五洲洪门恳亲大会的是司徒俊蒽而非司徒美堂。司徒俊蒽先后任致公党驻美洲总部书记、“四大”主席团成员、“五大”副主席。1945年5月16日在旧金山欢迎董必武等中国代表团举行的招待会上，司徒俊蒽顶住国民党的压力致欢迎词，并持续开会直结束，负责保护中共代表的人身安全。
魂归惠州留存功业
1933年9月22日，55岁的陈炯明因贫病交加在香港逝世。他的灵柩一直寄存于香港东华义庄。其故旧和部下发起募捐，筹集葬费，直到1934年4月3日，才将其灵柩移葬惠州西湖畔的紫微山。曾经显赫一时的地方行政长官，中国致公党总理，死后却身无长物，凄凉如此。
当年９月２３日的香港《工商日报》刊登了陈炯明逝世消息。其报曰：“国民党死了一个敌人，中国死了一个好人。”确实，沉重历史的背后往往是一言难尽的，像陈炯明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盖棺难于定论。
然而，陈炯明在香港出殡，其棺木相铺着“五色旗”（中华民国初期的国旗）和“井字旗”（中国致公党党旗），灵前一对联：“以拨乱致治为任，从艰难困苦做人”再现陈炯明的人生。陈炯明1933年9月30日在香港出葬，1935年4月3日移葬惠州。两次所得挽联挽章共达三千余之数，大概可分三类：（一）致公党及粤军旧部同人，（二）各界人士包括国民党旧同志，北方要人等，（三）海外华侨。
|
1933年12月10日，旧金山美洲致公党召开追悼大会悼念陈炯明总理 |
1933年吉隆坡华侨召开追悼大会悼念陈炯明 |
|
陈炯明墓坐平面布置图 |
陈炯明墓道设计图 |
12月10日，旧金山致公党总部召开追悼大会悼念陈炯明总理，门前挽联：人心存正气、国难吊英雄。祭堂挽联：功业永留民国、精神常护洪门。
中国致公党厦门支部同人敬挽：大旆渡漳江，记曾护法兴师，威望至今同景仰。将星沉香岛，独有共和在念，弥留犹自语丁宁。
中国致公党广州支部同人敬挽：中国失元勋，共说死生关大节。千秋传信史，谁能成败论英雄。
中国致公党天津支部同人拜挽：国事愈演愈危，我公忍弃中邦逝。精神不挠不屈，是气真堪万古存。
中国致公党上海第一支部同人敬挽：省长留畀陈席儒，政治不主独裁，凯末尔岂可作。总理提携致公党，寿命尚能假借，希德娄何足云。
1933年底，粤军将领叶举牵头集资，时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济棠鼎力支持，张友仁等惠州父老以及各界热心赞助，买下惠州紫微山，为陈炯明建造花园式墓园。1935年4月3日，陈炯明灵柩由香港移葬于惠州西湖紫薇山之麓，作为惠州同乡，陈炯明归葬惠州西湖，前廣東司法界名人徐傅霖出了大力，在祭者之群中，有广东省南区善后公署参谋长黄莫京、广东省党部常务执委黃季陆，陈炯明挚友但懋辛，李掦敬代表何家瑞等几个军政要员，徐傅霖亲往香港吊唁，并献于陈炯明灵前的挽联写得极其沉痛：文则政治如何，武则军事如何，为罪为功，自有千秋信史；翁以忧国而死，儿以殉父而死，能忠能孝，同流百世芳名。
1935年4月6日香港《大光报》第13期（周六版）以图文并茂报道了陈炯明归葬惠州西湖当天场景。
“陈竞存先生墓”碑铭为国学大师章太炎（又名章炳麟）亲笔题字，陈炯明离开人间已有80年了，不少疑惑仍然等待人们探讨与研究，对陈炯明先生总有盖棺定论的一天……
后 序
历史的真相往往令人抽泣，已经有太多的历史被遮蔽，被歪曲，多少杰出的人物被忽略，被遗忘，被丑化。陈炯明在世度过55个春秋，任致公党党魁八年，致公党人不应该忘记陈总理给我们致公党创造的历史，对他过去的“失败”不要过分刻薄。惟功惟罪，自有公论付千秋。
我加入致公党已有30多年，只因早期接受过黄鼎臣、伍觉天、许志猛、罗豪才等老领导的教导，有致公党上海市委陈昌福教授等专家的启发，在工作中接触了各国的海外洪门人士，在交流中一些洪门昆仲为笔者提供不少宝贵史料，特别文章中的图片资料，大部份来源于中国致公党总部成立旧址、旧金山五洲洪门致公总堂的“藏图”，有了海外洪门历史资料，有对海外洪门与中国致公党的历史渊源关系做过深讨，才得于在此基础上以真实的历史资料撰写此文与热心致公党事业的同人共享，并以纪念陈炯明总理逝世80周年，迎接2015年中国致公党成立90周年。
（完稿於2013年8月10日 厦门）
（作者系：厦门市海联会顾问、厦门市政协特邀研究员、厦门缅甸归侨联谊会会长、香港集美校友会名誉会长、原致公党厦门市委专职副主委、厦门市侨联副主席）
| 
中国致公党首任总理陈炯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