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门华侨致公标志
     

 
             返回首页《洪门·华侨·致公》
 
 

 

解放前上海的致公党组织兼应王起鹍同志的文章

 

◆ 陈昌福  ◆

【更改字体样式: 】  

     

解放前上海的致公党组织兼应王起鹍同志的文章

陈昌福

  近日读《中国致公》2014年第1期上致公党厦门市委会原副主委王起鹍同志的文章——《简述致公党在国内成立最早的基层组织》(以下简称《简述》),颇受教益,也深有感触:一是为他孜孜不倦于党史史料搜集的精神所感动。如所周知,史料的搜集是一场耗时、费力、枯燥、艰苦的工作。起鹍同志自退休以后,放着清闲纳福颐养天年的日子不过,却乐于把其所有的精力集中于这项工作,广泛利用在海外的人脉,东奔西跑去寻访,并将挖掘到的史料无私地馈赠予致力于党史研究的同志,我就是受惠于起鹍同志赠与中的一个。二是为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文章所信服。在搜集史料同时,起鹍同志对这些史料进行加工、整理、归纳,或形成专题或撰写成文;或披露细节,或纠正讹伪,以及根据史料敢于对有疑问的“定论”说“不”!这些专题和文章的特点是文字朴实无华,且含金量高。实打实地用史料说话。这是《简述》的可贵之处,很有说服力;尤其是《简述》的字里行间充溢着一名致公党员的情怀,这在党内并不多见,更遑论党外的学者。

  曾子说过:“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篇第十二)。起鹍同志在《简述》中说:建国前,上海已有致公党“中央直辖支部”。读后,猛然想起自己手头正好有可以为《简述》佐证的史料,记录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陈炯明哲嗣陈定炎先生的大著——《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陈炯明与孙中山、蒋介石的恩怨真相》中,虽然是二手资料,但亦能聊补当下党史研究中资料奇缺的缺憾。于是便匆匆翻检出来,爰书“有感”,权作回应。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企盼“有感”能引起同志们对党史的共同关注,唤起我们共同的记忆,形成共同探讨的氛围,重视并努力于党史史料建设工作。

  一、关于致公党上海地方组织

  《简述》根据1932315日发布的中国致公党中央本部训令第三号,“明确了除香港、澳门之外,上海、天津、广州、厦门、大连、汕头为国内最早的组织”,是“中央直辖支部”。对此,拙文稍作补充——早在1925年上海不仅有中国致公党组织,而且还是中国致公党在国内的总部。

  中国致公党的筹建运作始于19231010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大会。这次会议决定改堂为党,以致公堂为基础组织华侨政党,并成立筹办机构进行具体操作。同时,这次会议还议决在上海兴建五祖祠,以纪念并祀奉洪门列祖先贤。选举赵煜、黄凤华两人总理其事。

  19259月,五祖祠在上海落成;1010日,中国致公党在美国旧金山宣告成立。

  当年,致公党上海组织的地位可不低。据陈定炎援引自香港《华字日报》192615日一则报道说:“第三次洪门恳亲大会议决组党案,其中有一条云:‘公认金山(即旧金山)致公总堂为海外组党筹备总机关,又公认上海致公堂为海内组党筹备总机关’。味其文意,显然将金山、上海两处,划定鸿沟,分为两派,一向外发展,一向内发展。”该报道还透露“近数月来,上海派与唐绍仪①接洽,故有拥唐为总理之说。金山派决另树一帜,于是拥陈(炯明)之议以起”。由于“金山总堂,素为五洲致公堂之领袖,自然有历史上之信仰与基地”;而上海派只是“近因建祠有功,亦颇为一般人士所展望”,仅此而已。故最终金山派胜出,选举陈炯明、唐继尧为党的正副总理。

  致公党上海总部设在海格路476号(今华山路860号“总统公寓”,约为D座所在地)。由赵煜负责并主持致公党上海组织的党务工作。赵煜(1887-1975)广东新会人。1907年赴美半工半读,在美期间加入致公堂和同盟会。19115月在孙中山的推动下,赵煜协助同盟会与致公堂组织洪门筹饷局,并与孙中山、黄芸苏、张霭蕴一道被公推为游埠筹款专员,分两路赴美国各埠筹款。辛亥革命后,赵煜被选为广东省临时议会议员。19241月来上海负责筹建五祖祠。19259月五祖祠建成。祠为三层砖木结构洋房,占地面积217厘(约合1362.47平方米)。一楼二楼为办公栖息用房,三楼前座设神坛,祀奉五祖及洪门所有列祖先贤。1925年致公党成立,该祠也就成为致公党上海总部所在地。

  然而从建祠后直至1937年“7.7”事变前,在内忧外患阴影下,致公党上海地方组织的活动,由于资料严重缺失,几乎一无所知。上海沦陷后,赵煜去了重庆。抗战胜利后,赵煜自重庆回沪。1946年司徒美堂来沪建立中国洪门民治党,赵煜被选为民治党的领导人之一。民治党的总部即设在原致公党上海总部五祖祠。同时,也表明1925年建立的致公党上海地方组织的历史宣告结束,它与1980年建立的致公党上海地方组织没有前后承续的关系。

  二、关于《简述》中提到的挽联

  当年,致公党上海总部下设置有支部的建制。《简述》从陈炯明逝世后,各界挽联汇录目次中摘录了上海、天津、厦门、广州等地挽联作为实证。与其他三地不同,上海的挽联署名“中国致公党上海第一支部”。按逻辑推理,既然有第一支部,那么至少还应有第二乃至更多的市辖支部。虽然迄今尚未发现有其他相关的文字资料能进一步提供必要的细节。但就是这四地的的署名挽联,以实例佐证了“中国致公党中央本部训令第三号”内容不虚、不伪,两者互相印证,可信度高。

  上述四地挽联是陈炯明葬礼所得,挽联中仅限于国内基层组织的部分(也许就是全部)。

  陈炯明是在1933922日在香港去世的。930日在香港出葬。430日移葬广东惠州。两次葬礼共得挽联三千(一说两千)余幅。陈定炎从中摘选了85幅,纳入了其著作中的“祭文挽联摘录”专节。列入“祭文挽联摘录”中的挽联大致来自三个方面:(1)致公党及粤军旧部同人(21幅);(2)海外华侨(31幅);(3)各界人士及国民党旧同志、北方要人等(33幅)。在第一方面的挽联中,陈定炎的著作仅有上海及天津两地,而《简述》中则多了厦门、广州两地。从24的差别中,可以想象《简述》为此付出的艰辛。

  挽联原本是为悼念死者所写的对联。虽然不能等同于历史定论,但它能溢显出生者对死者感情的真诚流露,其中当然也不乏有过誉溢美之作。但从陈定炎辑录的挽联看来,较多的还是客观地对陈炯明一生功过是非的评述。在四地的挽联中,相对而言“上海第一支部”是比较好地体察陈炯明一生的功绩。

  致公党上海市第一支部的挽联是:

  “省长留畀陈席儒②,政治不主独裁,凯末尔③岂可作。

  总理提携致公党,寿命尚能假借,希德娄④何足云。”

  这幅对联的上联是赞美陈炯明的谦让气度,及其民主政治的建树,是凯末尔所难企及的,借以歌颂陈炯明为人功德与成就;下联是肯定陈炯明的政治理想,深信如果天假以年,是绝不会让希德娄之流的独裁在中国得逞,以比喻显示对陈炯明的崇敬与痛惜。挽联的持论和气势与致公党上海地方组织的地位匹配。

  在词执一面的20世纪230年代,挽联敢于透过厚厚的舆论尘埃,表达了“是非持正论,不问斯世,惟问后人”的嘱望,其意蕴是再也明白不过了。

  注:

  1、唐绍仪(1860-1938)广东中山人。1874年官费留学美国。1881年回国。1885年开始在天津税务衙门任职。1900年升任天津海关道。辛亥革命时充任袁世凯内阁全权代表与民军代表伍廷芳在上海议和。19123月被任袁世凯内阁第一任国务总理。1917年参加护法军政府,任财政部长,后被推为七总裁之一。1927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他取观望态度。日军侵占上海后欲利用他作傀儡,未就。1938年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

  2、陈席儒(1859-1937)广东香山人。早年在美国就读时,结识孙中山。1890年回国,随父办理商务。1900年与其弟资助孙中山创办《中国日报》。1921年资助孙中山重组广州护法军政府。1922年“6.16事件”后,被推举为广东省省长。1937年病故。

  3、凯末尔(1881-1938)即基马尔,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19-1922年领导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1923年创立人民共和国,同年宣布成立土耳其共和国,当选为总统。

4、希德娄(1889-1945)即希特勒,德国法西斯头子。出生奥地利,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德国士兵。1919年加入德意志党(后称国社党,即纳粹党),其后任该党头目。1933年在垄断集团支持下任总理。1934年总统兴登堡死后,自任元首,解散国会,取消所有反对派政党,实行法西斯专政。1939年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430日苏军包围柏林时自杀。

   (刊登於《福建致公》2014第四期,作者为上海市委原副主委)

 

 


  ★ 揭开陈炯明留在中国致公党的史迹--纪念陈炯明逝世80周年
  ★  简述致公党在国内成立最早的基层组织
  ★ 中国致公党早期领导人司徒俊葱的点滴史迹
  ★ 画说《公论晨报》到《中国致公》的历史渊源
   浅述司徒美堂的洪门、华侨、致公之路―――纪念司徒美堂诞辰145周年  
  ★ 
开国大典站在毛泽东身旁的并非司徒美堂
   

 
 

仅供参考   请勿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