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公党史研究中务必加强史料建设
致公党上海市委原副主委
陈昌福
《中国致公》2014年第1期刊登的致公党厦门市委会原副主委王起鹍撰写的文章《简述致公党在国内成立最早的基层组织》，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对史料的占有和应用。这一特点同时也让人进一步感悟到：史料建设在致公党史（尤其是建国前这一时间段）研究中的地位和价值。
就我所知，目前党内对于这一时期历史研究中，史料的重视及其占有情况，无论在认识和实践方面，都很薄弱，导致了对党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的评述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容易让渴望知道党史却又缺乏基础历史知识的广大党员，对于自己政治生命所归属的政党存在的价值产生疑惑。其严重后果是既中断了对政党优良传统的认同和传承，也在客观上损害了一个政党在社会公众中应有的形象。这极不利于政党的自身建设和整体素质的提高。
今天，我们应该而且也已经具备了可以依据不断发现的史料，站在时代的高度实事求是地重新考察致公党的历史，以纠正过往认识偏差的客观条件。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必须用史料说话。
历史研究讲究的一是史料占有的程度。中国传统的历史研究特别强调对史料要“竭泽而渔”。因为客观存在的事实既是历史科学的源泉，也是检验一切历史现象和判断的唯一标准。从这一意义上说，史料是治史的基础。重要史实的揭橥是治史最富内涵的基础研究，史料的价值可以说是至高无上无可替代的。二是史料的准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判。因此历史研究在掌握充分史料的基础上，还必须对它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究，把反映客观实践的可靠材料作为论述依据。正如马克思所说：“研究必须充分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
史料既然是往事的记载，当然不可能会变，但对于史料的查证、商榷、质疑，以及从各种史料的差异中考察其真实性和客观性，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如果对史料不经考证、分析，轻率地取己所需是十分危险的。何况一些文字资料还在用文字记载时就已经夹杂着政治因素而有意进行粉饰、增加，有所褒贬和夹杂一些不实之词，甚至从开始就对发生的事件遮掩真相。有些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在口述或撰文其经历的历史，虽然具有“亲历、亲见、亲闻”这“三亲”的可信度和权威性，但这些口述的历史都是事后记述或撰写的，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历史原件，况且经过口述的取舍省略、失忆、误记及至于人性自夸的弱点而有所偏颇，以致与客观史实真相间经常出现不同程度的差异，更严重的会是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此任何史料不是拿来就可以用的，还需要博采周资，查证求实，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真实。因而对于党史的研究来说，从来就没有永恒不变的定论。关键是有没有足够的、有力的史料去纠正旧的党史的结论，支撑新的更加接近真实的论断。
就致公党史研究而言，由于建国前那一时间段的党史特别复杂、敏感，而且史料严重缺失，以致对于这一时期的历史只能是语焉不详或讳莫如深，或对于一些不实之词无力招架，更谈不上有力反击，以致以讹传讹，党史的研究就无可避免地处于被动状态。而要改变被动状态，并有所突破，除了领导重视、全党动员、坚持原则、尊重事实外，就需要强有力的史料支撑。所幸王起鹍同志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很好的头。遗憾的是，仅凭少数人的努力开展党史研究还远远不够，需要众人投入方能对史料来一个“竭泽而渔”。
这里，强调史料对于党史研究的意义和作用丝毫没有贬低理论的指导意义和价值，也没有“矫枉过正”的意味，而是鉴于党史研究过程中碰到的现实问题：
1、用原有的史料没法说清某些问题。如果今天我们再没有用新的过硬的史料去说清它，那么有可能会在以后判断评论致公党历史上的人和事时，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更远。
2、缺乏足够和有说服力的史料去纠正某些有疑问的论断。今天如果我们依然无法用有说服力的史料去澄清事实真相，解除疑惑，明确论断，就难免会演变成某种谬误，误导后人。
3、需要不断用新的史料还原真实的历史情景，填补前所未知的空白，接续党史上残缺的链条，强化党史中过去被忽视部分的研究，等等。从而为后人留下一份比较完整的接近真实的共同记忆。这是一个政党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没有共同记忆，这个政党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
明年中国致公党将迎来建党90周年纪念。这是一个动员全党开展征集党史史料的极好机会。借此建议中央顺势而为，在统一领导和部署下：1、把党史史料征集工作放到重要的位置；2、下大力气推进史料征集工作；3、尽快制定史料征编规划；4、构建史料征集与党史研究队伍；5、开拓史料征集的空间；6、在加紧征集建国前史料同时，强化征集建国以来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三亲”史料等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