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合、非分”；“亦合、亦分”
解读司徒美堂与中国致公党的关系
致公党上海市委原副主委
陈昌福
司徒美堂是中国致公党的元老之一。然而从1923年美洲洪门致公堂酝酿“改堂为党”，创建华侨政党起，到1949年9月，司徒美堂以美洲侨领身份回国参加新政协筹备的经历中，司徒美堂与中国致公党的组织关系呈现出一种“非合、非分”，“亦合、亦分”的复合状态。这种状态其实就是美洲洪门致公堂向现代政党嬗变转型过程中历经“堂党不分”、“堂党并存”、“存堂保党”及至“党堂分离”格局的折射，也是美洲华侨对各个时期的祖国政治走向的感应。
一、司徒美堂说：“我是致公堂的主要组织者”；“我还是安良堂——致公堂分支之一的创建者和领导者”
洪门致公堂原是海外华侨组织中有较大影响和悠久历史的爱国团体。明朝灭亡后，国内一些“反清复明”的天地会成员逃亡海外，为了生存，自卫和发展，他们建立了互济互助的社团，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地区。19世纪50年代，因“猪仔贸易”盛行，旅美华侨大增，其中大多数在美国、加拿大开采金矿和修筑铁路。这些远离祖国的华侨，其主体是由破产的农民构成，他们脱离了国内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宗法网络一无所有，在异国他乡饱受欺凌、剥削和歧视。为了对付逆境，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他们以国内秘密会党的形式组织起来，以资团结。这些洪门团体很多，派系林立，其中势力和影响最大的是致公堂。美国致公堂的“总部设于旧金山大埠，他如纽约、芝加高、波士顿、圣路易、费城、华盛顿、洛山矶、西雅图、沙加缅度、钵仑等百数十埠，皆设分堂。凡有华侨驻在之地，莫不有之，咸隶属于旧金山。华侨名列会籍者占十之八九，”司徒美堂就是这一组织的主要组织者。
司徒美堂，广东开平人，1868年出生在一个破产的农民家庭。1880年到美国，1883年在旧金山加入洪门致公堂。1894年冬，他与阮本万、李圣策等人共商，集合堂内“年少气盛、敢作敢为”之人，在波士顿组织“安良工商会”（简称“安良堂”），“仍属于致公堂总堂之下，”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号召，聚集了一班洪门兄弟。堂口也由小到大，在致公堂内异军突起。
为了与保皇派争夺美洲华侨，做好致公堂的工作是关键。为此，孙中山于1904年1月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的一个分支——国安会馆。3月31日孙中山从檀香山启程前往美国。在美国致公总堂大佬黄三德等人支持下，帮助“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统一洪门各堂口，“名曰致公堂，以昭划一”；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列为致公堂的宗旨。随后，孙中山在黄三德的陪同下，赴美国各地宣传。在波士顿孙中山会见了司徒美堂，向他宣传在中国进行革命的道理。此后，司徒美堂义无反顾地追随孙中山踏上革命的征途。孙中山在美国各地的宣传活动，在以劳动侨胞为主体的洪门致公堂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为日后致公堂改堂为党奠定了基础。
1905年司徒美堂自波士顿至纽约，组织“安良总堂”。纽约是美国第一大城市，当地华侨众多，洪门堂口也多，保皇派与清政府的钦差馆都有相当势力。安良堂能在这里立足并成立总堂，足以反映这个独树一帜的新堂口的实力。除了纽约和波士顿，安良总堂还在华盛顿、芝加哥、费城、底特律、匹兹堡、休斯顿、迈阿密等数十城市先后设立了分堂和支堂，堂口人数多达2万多人，很快成为洪门堂口中的实力派，并在致公堂的堂务中起有决定性作用。司徒美堂、阮本万、李圣策等人也交替轮换被选为致公堂总监和安良堂总理。
在上世纪初至50年代，安良堂虽然是致公总堂下的一个堂口，但实际上已与致公总堂成为华侨社会中旗鼓相当、互为作用的两大组织。“生活在美国的大部分华人都属于这两个团体。”因此，当晚年的司徒美堂回顾这段往事时，曾不无自豪地说：“我是致公堂的主要组织者”；“我还是安良堂——致公堂的分支之一的创建者和领导者”。
二、“由金门致公总堂之召集大会，决议改党而还，美洲各处其中尚有少数----仍主留堂，不欲改党”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在海外的革命活动及其对洪门会党的改造，为致公堂改堂为党——中国致公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及至民国成立，国内人士纷纷组织政党，一时风气云涌，政团林立。“洪门人士之有识者，亦知在民国时代，政治公开，洪门宜将秘密会社之行动，光正磊落组织为政党，”以维护广大侨胞的根本利益，提高华侨的政治地位，并参与国内的政治活动。这也是处于清王朝封建统治下被视为盗匪的广大会党成员要求享受民主权利，要求进步的正当愿望的反映。
1911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美洲洪门致公堂就积极要求在国内立案（注册成为合法政团）参政。1月9日加拿大维多利亚致公总堂电贺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同时提出在国内“组织一完全政党”，希望孙中山“协力扶助”。维多利亚致公总堂也致函孙中山说：“同时又……故特命谢君秋、梁翼汉君回国见大总统，办理政党事宜。”同年3月，黄三德也自美国回南京向孙中山提出海外洪门在国内立案活动的要求。
然而，对于洪门致公堂组建政党的要求，限于历史和社会条件，革命党人确实无力把刚从封建营垒中转型过来的会党改造成现代意义的政党。这便决定了孙中山对海外洪门在国内立案组党一事，仅立足于吸纳，“逐渐归并”，而不赞成其独立组党。
应该说，致公堂要求立案组党一事，是海外洪门会党顺应民初中国政党兴起的第一个高潮，试图实现向现代政党转身的一个冲刺。他们寄希望于孙中山的支持和帮助，但没有成功。于是决定“发挥本身之力量，革新固有之组织，适应时势之要求，以求祖国之和平统一，政治入于正轨。欲达成此目的，惟有将致公堂正式改为政党，推举领袖，遴选有学问气魄操守功勋者，出而提挚，庶几于先烈当年反清复明，流血牺牲，所谋之民族革命，得以继志述事，而并完成民主建国革命之工程。”1923年10月10日，由美洲旧金山致公总堂发起，召集全美各处致公堂在旧金山召开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大会，“决议改致公堂为致公党，筹备进行”。同时成立“筹办中国致公党委员会总会于金门”，具体筹划改堂为党。
1925年10月10日，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大会在旧金山召开。大会决定以洪门致公堂为基础，组织华侨政党，定名为“中国致公党”；通过《中国致公党党纲》；选举陈炯明、唐继尧为正、副总理；“暂在香港设中央党部，进行一切”。这次恳亲大会实际上就是中国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从1923年的“会议各地区代表芳名列”和1925年“一大”代表的合影中，没有发现司徒美堂出席创建致公党的这两次极其重要的会议的相关信息。迄今，也没有找到司徒美堂出席这两次会议的史实依据，或当事人的转述。
一般说来，由于致公堂内各个堂口的组织程度、政治思想水平不一，且有较强的独立性，在酝酿改堂为党过程中，曾遭遇不少堂口的抵制。这些堂口认为，“以存堂为宜，改堂为非”，“仍主留堂，不欲改党”。因此，致公党“一大”关于“改堂为党”的决议，未能在美洲各处洪门堂口中普遍实行；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致公党内是处于堂党不分，党堂并存的复合状态。此时的司徒美堂与致公党的关系可谓是：非合、非分；亦合、亦分。
“一大”以后，致公党“中央党部为欲做到大团结，使成为正式政党，乃于民国二十（1931）年在香港召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当时自美洲以至海外各处代表来会者数十人，均昔日致公堂中坚人物。”司徒美堂十分重视这次会议“亲自出席，加以签字赞同”。这次大会“开会十余日，议决要案多起，其中最主要者，为各堂口须一律改党一案”。遗憾的是会议对“改党一案”依然没有取得一致，“结果仍对少数不愿改党者任其自然”。对此，大会决定“存堂保党”，“党领导堂”。与“一大”党堂不分的格局相比，无疑是一大进步。
这次代表大会决定：中国致公党的总部设在香港；仍举陈炯明为总理；陈演生为秘书长；司徒美堂为美洲总支部主席。此时司徒美堂与致公党的组织关系是“合”。
三、出席致公党“二大”“组党存堂”的还有一位“司徒”
按理说，由司徒美堂本人口述他“亲自出席”致公党的“二大”，并“加以签字赞同”，其真实性应该是毋庸置疑的。茨说不仅得到了1979年任致公党中央副主席的伍觉天（1910-2007）在《司徒美堂与中国致公党》一文中的认同：“司徒美堂也亲自参加了”致公党的“二大”，而且还补充了一句：“中国致公党美洲总部，以司徒美堂任主席”。然而，两位老人都只说了一句话，没有具体的表述，似难定论。
但据1932年8月6日，加拿大《大汉公报》的一则报道说，出席致公党“二大”的美洲方面的代表是司徒俊葱：“前任《公论晨报》司理及致公堂监督司徒俊葱君于去年七月奉命出席为香港五洲洪门恳亲大会代表。现公干已毕，于本月拾三日……平安抵埠”，……是晚“请司徒俊葱君将出席经过情形，详细报告，最要者莫如大会所通过‘存堂组党’一案。对内使洪门致公堂得以永久巩固，对外使洪门中央党部得以参加政治，抱救国救民之宗旨而行”。这则报道在“二大”会议时间（1931年7月25日）和会议重要内容（组党存堂）两个根本点完全符合，报道可信。此外还有一张“二大”组建的中央党部成员合影，有司徒俊葱且居陈炯明右侧，而未见司徒美堂在列。因而，两位司徒究竟谁出席了“二大”，还是两位都参加了，从现有资料看，比较倾向司徒俊葱。一是有《大汉公报》的报道，二是“二大”组建的中央党部成员的合影。当然，现有史料虽不能有力证实司徒美堂参加了“二大”组党，但并不影响司徒美堂与致公堂的组织关系是亦分亦合、亦堂亦党的判断，此其一。
其二，司徒美堂之说他出席致公党的“二大”，并没有说他担任致公堂美洲总部主席。而伍觉天所说“致公党美洲总部”的组织建制与致公党“二大”发出的第三号训令中所列的“致公党驻金门地方总部”名称不一。这里，究竟是“党”的“美洲总部”，还是“堂”的“美洲总部”？致公党的“美洲总部”与“驻金门地方总部”是否同一组织？司徒美堂是否出任主席？等等。在“组党存堂”的格局下，都只是司徒美堂与致公党组织关系的方式与成都的探讨。至少无关于司徒美堂的“亦党亦堂”的双重身份，而且这种双重身份更有利于他在住在国的活动，更有苦于他此后在美洲动员侨胞支援国内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中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并成为国人所熟知和敬重的爱国侨领。
四、抗战胜利，司徒美堂“乃思组织华侨政党”，不料组党受骗，由是发表《脱离民治党声明》。
1933年陈炯明病逝香港。致公党中央暂设以陈其尤为首的中央干事会主持工作。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随后香港沦陷。致公党中央的党务工作只留下秘书长陈演生等少数同志在苦撑，而全党则处于群龙无首，各自遵循中央训令，积极投入住在国和祖国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在美洲，为了团结海外侨胞有力支持国内的抗日战争，1939年10月10日，在司徒美堂的领导下美洲各地的洪门成立了统一组织——全美洪门总干部。司徒美堂任监督，吕超然任部长。从此后活动的情况看，全美洪门总干部与在香港坚持国内斗争的致公党中央党部是同源、同根、独立并行、互有联络但互不隶属，实际上是形成一种地域分工的默契。
1945年初，司徒美堂等人感于祖国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乃思组织，华侨政党”，以便胜利后回国参加政治活动。”1945年3月12日，在司徒美堂倡议下，加拿大、美国、古巴、墨西哥、巴西、秘鲁、牙买加、巴拿马等国致公堂组织，在美国纽约举行“美洲洪门恳亲大会。”会议决定改洪门致公堂为中国洪门致公党。司徒美堂被选为党的全美总部主席。总部设有组织、宣传、联络、财务各部。大会通过了党纲和对时局宣言，表示要“以华侨资本和人力参加复兴中国的建设。”美国、加拿大、巴西等国的洪门报刊以及其他爱国侨报联合发出《十报宣言》，号召“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召开国民代表会议，成立民主政府。”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战胜利。1946年4月，司徒美堂出于对祖国前途的关心，率领海外的洪门致公党代表到上海参加“全球洪门恳亲大会，”在国内组建洪门政党。与此同时，“中统（C、C）”也打起了控制洪门组党的主意，籍以消除或削弱致公党在海外的影响，于是派出大批特务渗入洪门并收买洪门中的中间分子，从而在出席恳亲大会的各地洪门代表中C，C分子占了多数。
7月26日，“全球洪门恳亲大会”在上海贵州路湖社举行。8月1日，占优势的C、C分子以突然袭击方式，通过多数表决途径，改“中国洪门致公党”为“中国洪门民治党，”设中央总部于上海华山路的“五祖祠。”虽然司徒美堂坚决反对把“致公党”改称为“民治党”，但反应寥寥。会后，美洲不少洪门致公党都改称“民治党。”
不久，C、C分子操纵的民治党不仅架空了司徒美堂，把随他来与会、担任民治党组织部长、财务委员会主任、秘书长的杨天孚、谢自如、吕超然等人一并撤职，而且以民治党名义发表“对时局之五项主张，”在国家政权和军队等关键问题明显袒护国民党一方，支持国民党发动的内战。
民治党所提出的国是主张与司徒美堂原先设想的不一样，和他的初衷也是不合的。司徒美堂情知上当，决心离沪返美。1947年7月，蒋介石下达“勘乱”总动员令，使得司徒美堂进一步看清了蒋介石的真面目，感到非走不可，乃令其子司徒健庭执笔起草《脱离民治党声明》，刊登在上海各报。声明大意是：本人对民治党所作所为不表赞同，自即日起脱离民治党的一切职务，转赴香港、重返美国，致力于华侨福利工作。《声明》发表后，司徒美堂即搭乘“普乐总统”号船去香港。
五、“陈其尤同志等所继续组织之中国致公党﹍﹍揭民主之大旗，为新政治协商、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坚决奋斗，美堂以洪门老人地位，深表同情，并竭力赞助。”
司徒美堂是在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后抵达香港。
在司徒美堂两次组党的同时，原致公党中央干事会的陈其尤、伍觉天以及黄鼎臣等一些民主进步人士，在重庆就为恢复致公党组织活动而努力。1946年他们从重庆到达香港后，与坚持在香港工作的原秘书长陈演生以及严锡煊、钟杰臣等人汇合，以陈演生的住所为活动地点，利用原致公党总部的档案，与美洲、南洋等地取得联系，积极进行恢复致公党组织的工作。1947年5月1日，在中共南方局的帮助下，中国致公党在香港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此后，党、堂正式分离。1948年以响应中共“五一”号召为标志，中国致公党成为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致公党“三大”后，司徒美堂抵达香港。在港期间他与李济深、陈其尤等以及中共南方局的连贯等交往甚密，从而对国内革命形势有了比较透彻的了解。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
“五一”劳动节口号。8月12日在香港息影多时的司徒美堂举行记者招待会，对中央社及《华商报》《大公报》《华侨日报》《工商日报》《星岛日报》等十多个新闻单位的记者发表国是主张，对“五一”口号作出反应，大意谓：当前中国形势大变，谁为爱国爱民，谁为祸国殃民一目了然；中国为四亿五千万人之中国，非三五家族所得而私。必须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本人即将返美参加洪门大会，讨论国内形势，提出政治主张，以贯彻洪门革命目的。这是司徒美堂沉寂多时之后，以美洲洪门致公堂耆老身份第一次公开向社会发表谈话，香港十多家报纸都当作一件政治要闻刊登出来。
同年10月23日，在司徒美堂离港返美前夕，中共南方局连贯等，设宴为司徒美堂饯行。席上，司徒美堂即席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衷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向“出斯民于水火”的毛润之先生致敬。司徒美堂郑重表示：“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
与连贯设宴饯行同时，10月18日在香港的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郑天保、陈演生、黄鼎臣等也为司徒美堂举行饯别会。应陈其尤之请，司徒美堂“以洪门老人地位”发表一份书面声明，约定在司徒美堂抵美国后在香港各报发表。这就是《司徒美堂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声明》。《声明》说：“﹍﹍今中共中央及民主党派所号召以四大家族除外之新政治协商，进行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余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唯一良好之方法。表示热忱拥护。”“陈其尤同志等所继续组织之中国致公党，﹍﹍揭民主政治之大旗，为新政治协商，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坚决奋斗，美堂以洪门老人地位，深表同情，并竭力赞助。当随处呼吁洪门兄弟，予以声援，俾将洪门忠诚救国之精神发扬广大。美堂复郑重声明：“中国致公党之民主工作，乃洪门兄弟之良好楷模，必须团结并进，以争取中国革命之彻底成功。”与8月12日，司徒美堂向香港各报发表谈话的
语气、口吻一样，在这则《声明》中，司徒美堂把“三大”后的中国致公党视为“洪门兄弟之良好楷模，必须团结并进；”强调自己是“以洪门老人地位，”“当随处呼吁洪门兄弟，予以声援。”
10月26日，司徒美堂自香港经上海返美。30日抵达纽约，这篇《声明》也在香港各报刊登。返美后的司徒美堂不辞老迈，分别到美西各大小城市唐人街去演讲，报导祖国解放形势，也解释民治党组党失败原因。并在报上发表《致美洲全体洪门人士书》。司徒美堂在美西的访问、演讲和文章的发表，对于团结爱国洪门人士，澄清是非打击国民党在洪门中的活动，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不难看出，抗战胜利后，重新恢复致公党组织的工作，其实是由以司徒美堂为首的原致公党“仍主留堂”的海外洪门和由以陈其尤为代表的在香港活动的原致公党中央干事会这两个方面，各自、并行在进行。司徒美堂在组党失败后，把身份回归在“洪门领袖地位，”把工作重点定位在团结海外洪门人士和关注华侨福利；对于“三大”以后的中国致公党，则是承续堂党在历史上出于“同门”的渊源，“深表同情，竭力赞助”而已。可见此时司徒美堂与“三大”以后的中国致公党的组织关系是“分”。
六、司徒美堂“是美洲方面的爱国华侨领袖，”“全国解放、先生代表美洲华侨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主席致信司徒美堂，邀请他回国参加新政协。由于交通阻隔。司徒美堂在较迟接到毛主席的信后，便即刻启程，离开了侨居近70年的美国，途径香港于9月4日抵达北京，赶上9月17日举行的人民政治协商筹备会第二次会议。
当时司徒美堂以什么身份参加新政协是极为复杂的问题。在周恩来总理的协调平衡下，从更广泛联系和影响美洲华侨考虑，司徒美堂莫过于以美洲侨领身份参加新政协更为合适。此后，司徒美堂和陈嘉庚（亦是洪门人士）作为北美和南洋的侨领参加新政协。两位老人享誉海外的崇高声望和爱国主义精神交相辉映，在促进华侨和洪门人士爱国团结、支援祖国的革命和建设方面发挥了不可取代的积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致公党中央曾经争取司徒美堂回到致公党来，“遗憾的是司徒美堂没有回到党内来。”1995年笔者曾听到原致公党中央组织部长司徒擎说过：1951年4月，致公党四届二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曾经讨论过“司徒美堂的参党问题。”他们原请了司徒美堂参加大会主席团。“司徒辞却，他只愿以老战友身份出席讲话。”
1955年5月8日，司徒美堂因患脑溢血，寿终北京，享年89岁（按虚两岁方法计算下同）。
司徒美堂从1883年加入美洲洪门致公堂，至1949年以美洲爱国侨领身份回国参加新政协，在这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司徒美堂与中国致公党的关系一直处于“非合、非分；”“亦合、亦分”势态。所谓“分”，何香凝在为司徒美堂撰写的《墓志》中对老人生平事迹的介绍是：“十四岁赴美国，十七岁加入洪门致公堂﹍﹍并组织安良堂，被选任为总理，先后“达三十年，”“一九四五年三月，先生在美改组致公堂为中国美洲洪门致公党，”并被选为主席。”“全国解放，先生代表美洲华侨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他是美洲方面的爱国华侨领袖。”《墓志》的关键词组是“洪门致公堂”和“华侨领袖。”墓志对司徒美堂一生的“行述”全然没有涉及与中国致公党的关联。而所谓“合，”已故的致公党中央主席黄鼎臣的表述是：“司徒美堂先生领导的美洲洪门致公堂是中国致公党的前身，因此，司徒美堂先生也是中国致公党著名元老之一。”不难理解，这其实是历史的合乎逻辑的推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