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中国致公党的建立
致公党上海市委原副主委
陈昌福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在海外的活动不仅改造了海外洪门会党,把它纳入了民主主义革命的轨道,而且教育了整整一代华侨,从而为中国致公党在海外的诞生作了重要的准备。
1923年10月10日,由美洲旧金山致公总堂发起,在旧金山举行了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会。会议决定组织中国致公党,并成立了筹办中国致公党委员会,筹划将致公堂改为致公党的工作。由堂而党、改堂为党,从根本上说是辛亥革命时期海外洪门会党自身发展水平和对未来社会认识水平的反映,而且都是同孙中山对洪门会党进行民主主义改造分不开的。
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第三讲中指出:“会党中有民族思想的,只有洪门会党”。而在洪门会党中,当数致公堂为“势力至大,人才至众,章程最善,财力最厚之大会党”。以美洲而言,“华侨列名于致公堂的十之八九”。与一般的群众社团不同,会党成员是通过民间的秘密结社而联系起来的有组织的群众,他们具有“守秘序、重然诺”的特点,“并尤能遵从领袖的号召”。因此,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和保皇党都曾把海外会党作为自己竭力争取的对象。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党的许多骨干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知洪门缺乏文士,大可利用,有数人特投身致公堂籍,阴图夺取其事权,洪门中人不知其诈,颇为所愚”。由于保皇党人在美国的活动,梁启超、徐勤、欧菜甲等保皇党骨干都加入了致公堂,利用它来扩展保皇党的组织,扩大保皇党的影响。在他们的宣传下,美国各地纷纷成立保皇会,许多致公堂成员被拉入保皇会。
为了同保皇党人争夺群众,扭转保皇党人在海外华侨中甚至占优势的局面,孙中山在深入侨胞、广泛进行革命宣传的同时,更注重在会党中寻求支持。1903年冬,孙中山经洪门前辈钟水养介绍,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任职“洪棍”(元帅)。根据洪门只接受帮内人的领导和指挥的传统,孙中山以参加洪门、任职洪棍为契机,迈出了领导和改造会党的关键性一步。为便于直接向会党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在致公堂大佬黄三德和英文书记黄琼昌等人支持下,革命党人夺回了被保皇党人欧菜甲等把持的致公堂喉舌《大同时报》的大权,改由孙中山举荐的拥护革命的留日学生刘成禹任该报主笔。同时,建议致公堂全美会员总注册,倡议并领导“堂务改革”,以改变原先组织涣散、章程陈旧、各自为政的状况,进一步摆脱保皇党的影响,使之成为统一而又有战斗力的革命组织,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1905年5月,孙中山受致公堂职员委托,起草了《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和新章程80条,将推翻满清专制皇朝,实行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张输入其中,表达了致公堂“联合大群,团集大力,以图光复中国,拯救同胞”,“为大众谋公益”的宗旨。《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还明确宣布废除龙头大哥的终身制,改变以往洪门中依照“三十六部半”的等级排列的封建等级制和论资排辈的落后的人事制度;规定“所有堂友,无论新旧,其有才德出众者,皆能受众公举,以当本堂各职”。这就在组织制度上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形式,取代了以往小生产者和游民的封建性组织形式,反映了孙中山对致公堂改造所取得的成果。
随后,孙中山在黄三德陪同下,赴美国各地宣传,争取各地分堂成员注册。在波士顿,孙中山会见了当地致公堂领袖司徒美堂,向他宣传在中国进行革命的道理,引导他走上革命的道路。孙中山的宣传活动在以劳动侨胞为基础的洪门致公堂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为日后致公堂由堂改党奠定了基础。
1905年,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1909年11月孙中山第三次赴美,12月在纽约成立同盟会分会,1910年1月在芝加哥建立分会,2月在旧金山改组旅美华侨组织"少年学社"为旧金山同盟分会,出版《少年中国晨报》。此后,同盟会在美国许多城市建立分会,旧金山同盟会也就成为美国同盟会总部。但限于美国移民条例,同盟会难以开展活动,革命工作几乎全部附属于美洲致公堂。对此,孙中山于1909年2月在给美洲致公堂的信中说;“现时美洲各部华侨,渐有归心革命之趋势,望各同志要乘机鼓舞,使革命思潮日进不已。”
为了便于公开活动,也为了进一步把致公堂改造成为革命组织,1911年孙中山在旧金山建议同盟会员一律加入致公堂。致公总堂叔父大佬义兄等对这个建议“备极欢迎”,“尽释从前门户之分别,翼赞将来光复之伟业”,“开特别招贤之礼”,删除一切繁文褥礼,简化入堂手续。双方还在旧金山致公堂的《大同时报》及同盟会的《少年中国晨报》上登载联合布告,使“各埠会员一体遵照”、“洪门人士一体知悉”。
在两个组织联合的基础上,1911年6月,经孙中山建议成立了洪门筹饷局(亦称“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称“国民救济局”),拟定并颁布筹饷章程,募集革命款项,从经济上支持革命。从洪门筹饷局成立到11月9日广东光复,共筹到美金144130.41元,先后汇交香港《中国日报》社和金利源店,供应国内革命需要。
武昌起义后,维多利亚和温哥华致公堂组织国民捐局,开展募捐工作。1912年,维多利亚中华会馆先后两次向北京财政部汇去国民捐款24810元,而温哥华致公堂的汇款是15000多元。洪门会党筹款之热情出于多种原因,但必须看到会党群众民主主义觉悟的提高是基本的一条,舍此他们不可能为求得后报而捐助成败未卜的革命,更不可能为与旧式会党“复明”口号大相径庭的南京临时政府提供大批款项。
华侨支持革命热情的高涨,反映华侨对祖国的热爱和对革命的关注,并对她的前途寄以美好希望,祝愿中国能够从此走向民主和富强,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样,华侨在海外的处境也能够有所改善。虽然,华侨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但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已在他们中间悄然崛起,并开始培育建立具有现代意义的代表和维护华侨权益的政党的意识。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被迫逃往日本,并于1914年7月在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同年11月,孙中山发出《各埠洪门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支部通告》,阐明了反袁斗争和组织中华革命党的意义,并在肯定洪门革命历史的基础上指出,“种族革命无妨多立秘密机关,以为分头并进之活动;政治革命则仗义执言,非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不足以耸国民之观听,而避外邻之干涉。今日无论各种团体,均已一体改并,万流汇源,实此意也”。
孙中山以洪门成员身份,也以中华革命党领袖身份,要求各埠洪门,对外联络名义仍然可以照旧,但“其内部则一律按照总章、通则,改组中华革命党支部,以免消息隔阂,而收指臂相助之妙用”。这是孙中山对洪门会党改造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并为1925年中国致公党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以会党形式组织起来的革命力量虽说有一定的局限性,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最简捷的办法莫过于把经过孙中山的革命改造并经历革命洗礼的洪门会党组织“正式改为政党,推举领袖,遂选有学问有气魄操守功勋者出而提挚,庶几于先烈当年反清复明流血牺牲,所谋之民族革命,得以继志述事,而并完成民主建国之革命工程”。
改堂为党,党名虽袭称为“致公”,但从意识及内涵考察,它反映了洪门会党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在孙中山影响下所形成的对中国未来社会的构想,或谓之标志现代政党意识的“党纲”的雏形。鸦片战争以后,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的是如何拯救祖国免遭列强侵略和如何使祖国富强起来这一严峻的课题。孙中山在他一生从事救国救民的奋斗历程中,超越了他的前人,以贯通中西思想文化的学说,铸成了符合时代与人民群众需要的三民主义。
孙中山最早萌发的革命思想的基本内容是“反清排满”,武力推翻异族政权,光复汉民族的主权国家。孙中山从建立兴中会起,就一直沿用洪门会党的“天运”年号,认为“天运”两字即汉兴满亡之表示。但孙中山并不仅仅停留于洪门会党的“反清复明”的种族革命思想,而是进一步撷取欧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将固有的排满的民族观念,提到了救亡图存及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高度。1904年孙中山在重订致公堂新章时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列为致公堂的宗旨,给原先以经济互助、生存自卫为目的的会党组织,增添了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纲领。这十六字在一年零四个月之后一字不易地写入了同盟会的总章。
这十六字纲领的前两句,与会党口号中的“反清”内容相通,而第三句“创立民国”一语,显然表明会党原先“复明”的口号已被扬弃,并确立了在推翻封建君主专制的清皇朝之后,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共和国这一革命目标,从而初步解决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的课题。正是在这一具有时代特征的民主革命和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爱国主义精神感召下,这一时期的洪门会党群众不惜献身,屡赴战阵,舍命疆场,其志已在“争共和”而不在争“复明”。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政治基础上,形成了中国致公党纲领中所表述的“本党一向以实行民族革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职志”这一奋争目标和“国是主张”。
虽然孙中山以往多年为中国革命奋斗,采取的是欧美的资产阶级理论,向往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但自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对世界局势、对中国革命前途的认识,就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他看到现实世界中正在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出现以后,就结合中国传统,把《礼运篇》上讲的大同世界和俄国革命后的社会主义制度直接联系加以阐述,并且开始赞美、向往这种“天下为公”的新制度。孙中山生平多次题写“天下为公”以赠中外友人,并亲自书写《礼运》大同篇,足见孙中山对于这种制度一往情深。
孙中山不仅坚持“平均地权”的主张,还进一步提出了“耕者有其田”。洪门会党改堂为党,党名“致公”,表明党所追求的政治思想,是与孙中山孜孜以求的最高社会理想,即希望将来在中国和全世界建立一个以“天下为公”为原则的大同世界的理想一脉相承的。“致”、“公”合而释作“达到毫不偏私”,亦即孙中山在《重订致公堂新章》中所说的“为大众谋公益”,反映了海外华侨渴盼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有一个美好未来的愿望。隐然有“立党为公”、“天下为公”之本意。1925年10月,中国致公党正式成立。
由堂而党,仅一字之差,然其内涵相去甚远。洪门中有一部分人从会党脱颖而出,结成了致公党这一政治组织,说明海外华侨在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影响下,政治觉悟有了提高,组织状况有了改进,从而成为关心祖国政治的一支新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并以"民主建国革命之工程"为己任。这足见由"堂"而"党"乃是海外华侨组织觉悟的反映,是政治上的升华,是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对洪门会党的革命改造的顺理成章的结果。正如日本友人平山周所说过的那样,“中国的会党其宗旨始不过反清复明,自孙逸仙变化鞭思,至易而为近世革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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