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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缅甸是中国闽，粤，滇移民的主要侨居地之一。20世纪初叶，在以孙中山为领袖的中国同盟会的指导下，由旅缅华侨中的革命志士组成的缅甸中国同盟会，大力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积极动员和组织广大侨胞参加或支持孙中山所领导的民主革命。
1904年康有为由印度抵仰光，成立保皇党，抵制革命。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员秦力山自新加坡抵仰光，与具有民主革命思想倾向的徐赞周、庄银安、陈春源等侨胞结识，“以民族革命之说开导华侨，闻者多为奋兴，使康等为之气沮”，南洋各地侨胞也争相传诵，秦力山的仰光之行，初步奠定了缅甸华侨革命运动的思想基础。1906年，中国同盟会南洋地区负责人林义顺等也抵仰光，在陈春源、徐赞周、庄银安等人的协助下，走访许多侨胞，分发《革命军》、《民报》等书刊，以播革命种子，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于是革命空气愈浓”。
缅甸同盟会成立
图一：1908年秋汪精卫（右起第八位）庄银安（右起第六位）在仰光大湖缅甸人宇呑名园与同盟会同志合影
缅甸有众多华侨，且有近二千公里的边界与云南省接壤，在缅甸建立革命组织，不仅可以发动、组织侨胞投身民主革命，而且可以以缅甸为依托在云南发动革命武装起义。因此，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总部十分重视缅甸的建会工作。并在秦力山、林义顺工作成果的基础上，孙中山于1908年3月1日委派四川籍的王群携同盟会总部的章程和委任书由东京到缅甸，策划组织中国同盟会缅甸分会，乃邀请率先报名加入中国同盟会的徐赞周、陈仲赫、陈钟灵等人发起组织同盟会缅甸分会，并积极开展有组织的革命活动。首批申请入盟的有陈守礼、张源、陈国章等三十七人。1908年4月，同盟会缅甸分会成立后的第一次会员大会于仰光市中心的白塔公园〈即素丽公园〉举行，会所设在仰光。会所设在仰光二十三条街益商学校内。
秋冬时节，会员已有四五百人，随着分会队伍的迅速壮大和形势发展的需要，1908年12月13日举行全体会员大会，通过分会章程（共七章三十五条），选举产生正式职员六十八人，公举庄银安为首任会长，副会长卢喜福。庄银安、何荫三、陈仲赫、刘庄君、卢喜福、曹沛霖、林致和七人为主盟人。后增设参议部，成员数十人，徐赞周任议长。会所迁至河滨街与百尺路转角处的三楼办公。由于当时同盟会缅甸分会仍属于秘密组织，所以对外名称，初期以演说会为名，后改为觉民报社，每逢三、六举行演说讲座，宣传革命道理。
汪精卫与同盟会
 
汪精卫是中国同盟会成立时期的发起人之一，是最早跟随在孙中山身边的人，孙中山也十分信任他。
1907年初，汪精卫随孙中山赴南洋筹设同盟会分会，任南洋革命党报《中兴日报》主笔之一，与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进行论战。
孙中山十分重视缅甸的同盟会工作。1908年4月，王群依照孙中山的指示由东京到仰光建立同盟会组织。这年11月初，汪精卫受孙中山委托前往仰光，一是筹集革命经费，二是指导缅甸同盟会的会务工作。汪精卫在缅甸近二个月时间，多次应邀发表演说，鼓吹民族革命，“听者日多，入会不绝”。1909年3月初，胡汉民也受孙中山委托到仰光，其使命与汪精卫相同，在仰光期间，曾主持机关报《光华日报》笔政，并多次发表演说，在侨胞中颇具影响。汪精卫、胡汉明还为缅甸中国同盟会修订章程。中国同盟会著名宣传家居正，也是由孙中山派往仰光并任《光华报》主笔，并常往缅甸各埠开展宣传工作，很有成效。
汪精卫、胡汉明在发动闽、粤籍人士加入同盟会方面起显著作用。至1911年，缅甸同盟会拥有会员2343人，在当时南洋各国同盟会组织中会员为最多，其中广东省籍1400人，福建省籍844人（其中厦门籍有472人，占总人数的五分之一）。
1908年秋，汪精卫、居正与参加会议的同盟会老同志，在缅甸仰光大湖缅甸人宇呑名园合影留念（图为1937年2月3日《仰光日报》）。
徐赞周与庄银安
  
徐赞周 庄银安
庄银安虽然是缅甸中国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但并非该组织的发起人，一些相关文章说庄银安、徐赞周任缅甸同盟会正副会长是不准确的。在庄银安任会长时，徐赞周为评议部（参议部）议长，而非副会长。
徐赞周（1873－1933），原名根藤，厦门集美人。18岁前往缅甸，当过土产店店员、司理，后与人合营“瑞隆土产公司”。1903年，与庄银安等人创办中华义学，先后任副监学、监学。1905年，创办益商学校。1906年秋，创办《商务调查月报》。1908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又先后与庄银安等人创办《光华报》、《进化报》、《全缅公报》，宣传反清民族主义革命思想。武昌起义后，孙中山短时间急需大量军费。緬甸同盟会成立筹饷局，同時组织济急团，徐赞周任筹饷局局长。1912年3月1日，孙中山特授予徐赞周建国“旌义状”，同年春天，被选为中国同盟会缅甸分会会长。
1908年3月1日，缅甸中国同盟会宣告成立时，徐赞周是首位会员，在“会员一览表”中“入会底号”为1号。徐赞周主持在仰光大贺胥公园召开的首次会议，并担任主盟人。后来庄银安、张永福等许多同乡华侨放弃了保皇主张加入同盟会。
庄银安（1855－1938），字吉甫，厦门集美人。18岁时，离开家乡到缅甸仰光，初做佣工，数年后自营源记栈号。曾向当地政府申请开荒，兴办农业。1893年任仰光建德总社第三任内总办，1903年与徐赞周先后创办中华义学和益商学校，后任《仰光新报》经理。为继续鼓吹民主革命，1906年庄银安会同陈甘泉、徐赞周等人组创《商务调查会月报》，但不久即因形势变化而停刊。1908年庄银安加入同盟会，入会底号为“39号”。1908年12月13日在大会上公举庄银安为缅甸同盟会首任会长。由于庄银安致力於革命有功，获得国民政府受予的(民国元勋)的称号。
孙中山与庄银安
图二：孙中山致庄银安亲笔信函
为表彰徐赞周、庄银安等人的功绩，1912年3月，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身分，授以当时徐赞周、何荫三“旌义状”。并写信给庄银安，对其为缅甸同盟会所做出的功绩加以表扬。
据1931年由思明日新书局出版的《缅甸中国同盟会开国革命史》史料记载：1909年1月5日至4月20日，孙中山给庄银安的书信共四封，对缅甸同盟会的工作极为关切。孙中山听了汪精卫缅甸之行的汇报后，于1月5日给庄银安写信道：“闻贵处团体已达五百人之数，循此进步，前途不可量也。”在4月20日的信中，写道：“贵埠人心近日愈有进步，且定立自治章程，以维持国体于久远，洵为法良意美，深为喜慰。”他还阐述解决经费的重要性，并对缅甸同盟会同志筹资工作寄以厚望。在书中存录了孙中山致庄银安的书简四封，胡汉民致庄银安的书简三封，汪精卫致徐赞周、庄银安等人的书简二封。另，还存录组织机构的设置及经选举产生的领导成员、职员的名录等。
庄银安极受孙中山倚重，孙中山曾写有一封亲笔书信：
“吉甫我兄大鉴：付来长札，已得收读。现适精卫不在星，汉民又已转香港。弟未悉贵处情形，殊难越俎代为解决此复杂问题也。惟望足下大度涵容、和衷共济而已。刻已预备远行，百务交集，心烦意乱，言不悉意，讫为谅之。此复即候近好不一
。弟 孙文 谨 启 ”。孙中山信中所言，反映了当时革命形势复杂之状况和对庄银安的信任之情。此信至今收藏在陈允洛家中。
庄银安与陈允洛
 
图四：庄银安給好友陈允洛与厦门民钟报李硕果的信，右为
陈允洛
陈允洛(1890～1981年)世居泉州城内，1909年往仰光任益商学校教员，同年参加中国同盟会，翌年参加仰光同盟会所办《进化报》编辑工作。“二次革命”期间，代理《觉民日报》编辑主任，曾参与创办泉州《新民周报》，并为革命党人在厦门所办《民钟报》筹款，1917年回厦门与李硕果接办《民钟报》。1920年，在仰光参与创办平民学校。翌年，任《仰光日报》经理……
陈允洛熟悉又认识许多同盟会的同志及革命好友，如汪精衛、李烈鈞、呂志伊、莊銀安、徐贊周、張永福等人，由于大部份缅甸同盟会文件书信由陈允洛所写，由此结识許多革命志士。庄银安与陈允洛的书信来往至今保存在其儿子手中。孙中山写给庄银安的亲笔信（图二）和1921年陈允洛在《仰光日报》当经理时，保留了一张刊登在1937年《仰光日报》上的1908年同盟会会员照的像片及汪精卫、庄银安、居正、张永福等参与者的名单（图一）。
庄银安是陈允洛的上司，也是最要好的朋友，两人相差三十五岁。因此陈允洛不但了解同盟会内部情况，更了解庄银安在同盟会工作中的处境。
1932年陈允洛在孙中山写给庄银安的信札左右两边对信的内容做详细注解（图三）；1908年孙中山先生罕用“大度涵容、和衷共济”八个字勉励缅甸同盟会会长庄银安(吉甫)，比喻同心协力，克服困难。
孙中山手札真迹
图三：孙中山致庄银安手稿，左右两旁由陈允洛 (书法) 注解
据陈允洛解译，孙中山手札大概内容：庄银安曾写信告知孙中山,表白自己不满胡汉民在缅甸同盟会处理会务过于果断。因而孙中山以此信回复庄银安，在信中孙中山提及“收到庄吉甫的信和了解仰光同盟会的复杂情况，及庄银安不同意胡汉明自行替缅甸同盟会做的决定”。因此孙中山回答庄银安,希望他“以包容共度艰难革命工作”。
从陈允洛留存的这封孙中山写给庄银安之手札真迹中，可重现当时孙中山有着极为忙碌的时间表，并已准备离开新加坡。信中所言，反映了当时汪精卫不在新加坡，胡汉民赴香港，孙中山处在百务交集
心烦意乱之中。这是一封关于孙中山和缅甸同盟会之间少有的收藏信件。1932 年 2
月，陈允洛拜访庄银安时，庄银安将这封孙中山手札送给了陈允洛，此時庄银安已经是77岁。
当时，孙中山从新加坡寄出的信并没有写日期。由于陈允洛与庄银安密切的工作关系，知道这封信的背景和历史 ，因此陈允洛用注脚澄清这封信的意思。
1909年孙中山还给庄银安的另兩封信，但未见到原信或照片。1909年1月5日,孙中山从新加坡亲笔复函给庄银安的信函如下：
银安我兄同志大鉴:精卫兄归星，得读手示，知悉。並收到会底丰额银四百盾及公费二百盾矣。闻贵处团体已达五百人之数。循此进步，前途不可量也。尚望时以手教报知。专此作复，余事由精卫兄函詳述。祇颂义安。弟孙文谨启。
另一封是1909年4月20日写的（大意）：“得悉贵埠人心近日愈有进步，且定立自治章程，以维持团体于久远，洵为法良意矣，深为喜慰。”并谈及筹措经费等事宜“弟不能不思图远举，欲往运动于欧美大资本家。经费无者，故汉民兄来仰光,特以此奉商。”“弟今以速行，望公等即行收集，交汉民兄速带来星，以得早日起程”……
图五：緬甸中华同盟分会济急团职员证章，革命筹款委員会职员（上图正面，下图背面）
图六：緬甸中华同盟分会职员证章刻有陈允洛名字
（作者：中国致公党海外联络工作委员会委员、福建省侨联特约侨情研究员、厦门市政协特邀研究员、原厦门市侨联副主席、致公党厦门市委副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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