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公建党史料渐次亮相，或可填补党史研究空白
致公党上海市委原副主委
陈昌福
近年来，由致公党厦门市委原副主委王起鹍同志披露的致公党建党史料渐次亮相，或可填补致公党建党史研究空白。
一、关于史料
在近代中国政党史上，致公党可以说是唯一一个从会党到政党，从旧民主主义政党到新民主主义政党及至今日的参政党这一系列转型的完整案例。这在今天我国八个参政党中绝无仅有，极具研究价值。然而，由于资料缺失，在已有论著中，致公党史上较多的是各个阶段转型的结果，而少有由以产生这一结果的过程细节。这是一个严重的缺憾。
“上穷碧落下黄泉”。自上世纪90年代起，致公党内已有不少同志为了维护一个政党的共同记忆和自身建设的需要，孜孜不倦地在海内外搜求致公党史的文献和史料，致力于填补党史研究的空白。其最新成果之一，便是致公党中央党务研究会于2014年编纂的《中国致公党历史资料汇编（1904-1949）》。在这本汇编中，就有起鹍同志直接提供的，以及取自这些年来他在《福建致公》上披露的有关建党的史料。
对于致公党史研究而言，充分占有和研究史料是治史最富内涵的基础。历史研究没有永恒的论断，如果我们不是用具有说服力的史料去澄清史实，纠正某些有疑问的论断，就难免会变成某种谬误，以讹传讹，误导后人。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拿出新的史料去改变或推倒重来。这不仅需要丰厚的学养和胆识，更不断需要有新的足够的史料去支撑。一部致公党史可以也应该汲取历史研究的成果作为攀登的阶梯，但历史研究的任何成果都不是直接拿来就可以用的，更不能取代致公党史的研究。如果没有致公党自己坚持不懈地去发掘、梳理和研究自身有价值的史料，还原或丰富历史的真实，致公党史的研究不仅不可能从整体上达到较高的水平，而且也会失去单独存在的价值。从这一意义上说，由起鹍同志披露的党史史料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并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深入研究，从而把这些史料激活起来。
二、关于党旗和党徽
党旗和党徽是一个政党政治主张和要完成的历史任务的图像标识。1925年中国致公党于旧金山成立时，就确定了以“井”字为党旗、党徽的图案。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有关党旗党徽仅见于一些文字资料和介绍，而没有见到实物或是实物的图像。2013年5月，在广州举行的《纪念司徒美堂诞辰145周年学术研讨会》期间，从起鹍同志展示的《中国致公党驻香港支部职员会议》职员集体照（1932年）见到了“井字旗”，虽然是可望而不可即，但终算是见到了实物的图像，从而证实以前见到的文字资料的可信。至于“党徽”，那是前不久从刊登在《福建致公》2015年第一期起鹍同志的文章《一本“党证”引出的历史》附图中见到。这份“党证”既有党旗也有党徽图像，图片中的“党徽”由两个同心圆（状）组成，内圆镶嵌一个方框，框内为“井”字，内圆与外圆之间的空隙为环状的嘉禾，外圆与内圆的直径比例为10:6，整个图案简洁、端庄、了然。
无论是“党旗”还是“党徽”，它的图像标志是一个“井”字，取义于古代的“井田制”，用来表达致公党对农民和土地问题的主张，其实质就是孙中山的以“耕者有其田”为中心的“平均地权”纲领的延伸。
三、关于致公党“一大”的纲领
一个政党的纲领是政党根据自己在一定时期内的任务而规定的奋斗目标、指导原则和行动步骤。对外，它是政党的一面旗帜，对内，则是全党价值取向和是非标准的体现。它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致公党“一大”确定的纲领，最早仅见于《定威将军陈公竞存事略》，但也是“久仰大名”而已。可喜的是，2013年，起鹍同志从旧金山致公总堂获得了《致公党同人救国主张》《五洲致公团体各区代表联合会议》等原件照片，并直接提供给《中国致公党历史资料汇编（1904-1949）》。
《致公党同人救国主张》共6条26款。根据《主张》第6条第1款规定：“本草案经多数通过之后，即是本党党纲。”《主张》明确表达致公党“认联省制为统一我国之不二法门”，即以美国的联邦制共和国为建国模式，走“联治统一”之路，以破解20世纪20年代中国面临的统一和统一后的国家模式。当时中国的一些政党都努力于中国未来走向的探索和选择。这是一个政党推进社会发展能动的反映。致公党“一大”政纲所展示的只是其中之一。它是国共两党之间选择的第三条道路。虽然历史已经证明第三条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但从历史唯物主义看来，致公党纲领所表达的乃是当时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一种选择和期待，有它一定的进步性和合理生存的空间。它彰显的是一个政党对历史重任的自觉担当。
四、关于致公党“二大”的“组党存堂”
由于历史资料缺失，长期以来对于致公党“二大”的党堂关系论述，不是语焉不详，就是一笔带过。从起鹍同志搜集到的《五洲致公团体各区代表会议》等史料看，可以知道“二大”的重点是通过“组党存堂”，解决党堂关系。不仅有“组党存堂”的结果，而有由以产生这一结果的过程，从而肯定“二大”在致公党建党史上应有的地位。
起鹍同志披露的有关“二大”史料，集中说明三个问题：（1）通过上述“各区代表联合会议”等史料，可以大致了解“二大”会议几个阶段性过程；（2）通过“组党存堂”完成了现代政党基本要素的建构，并维护了以“致公”名义的革命传统；（3）通过“二大”以后发布的一系列训令，了解致公党在世界范围内的布建等。由此可以确认“二大”在致公建党史上的里程碑意义。
五、关于“一大”党证的内涵
2015年《福建致公》刊登了起鹍同志的文章《一本“党证”引出的历史》，并附有中国致公党党证的复印件。别看这小小的一本党证，它释放了很多信息及政治内涵：（1）党旗、党徽集中在封面，以“井”字图案突出致公党纲领的一个重要方面；（2）内页表述致公党的新使命是建国、建亚、建世的三建主义和以“大公为原则”的立党宗旨；（3）封底印刷有洪门致公堂组织的标志——圆规和曲尺，一个英文G字。五个汉字（四海皆兄弟）的图案。寓意是借以规范成员的行动和培养兄弟情谊。至于一个“G”字，及其相关史实尚有待诠释。
据起鹍同志说，他手中的“党证”，只是一份旧金山致公总堂收藏的党证原物的照片，所以无从知道它的长宽大小、色泽和质地，也没有当年设计制作党证的说明，所以无从了解它印刷和颁发的年代，以及它的内涵，但毕竟照片中的这本党证乃是——恕我见闻有限——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内第一次亮相，文本及史料价值都很高。
诚然，史料的价值，首要的是它的真实，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历史，尽可能还原历史本相并“作为今天的镜鉴”。起鹍同志也尝坦言他所搜集到的这些史料只是原物或者原件的照片，难以从技术上鉴定其真伪。尽管这些渐次披露的史料，无一例外地仅仅是原件、原物的照片，但它们也无一不是与已有的文字记载的史实相吻合，有文字记载佐证，其真实性当毋庸置疑。更何况照片中的原物、原件直接来自旧金山致公总堂的藏档。须知，在致公党、堂的历史上，旧金山致公总堂一直是居于洪门致公总堂的位置，同时也是1925年致公党成立时党的总部所在地。这就决定它所收藏的文献和实物是原始的第一手资料，并非转手所得，其权威性、可靠性当然也同样毋庸置疑。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些年来，起鹍同志以一己之力倾心倾力于在海外搜集致公建党的史料，尽管尚有许多完全可以理解的局限和不足，但它确是填补了目前党内对党史研究的一个空白，为此后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可谓功莫大焉。笔者与起鹍同志同为本党的同志和党史研究的同好，由衷地敬佩起鹍同志为党史研究所作的努力和付出，并说一声：“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