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致公党与抗日史实－－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中国致公党成立90周年（王起鹍）　图/文

中国致公党与抗日史实

――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中国致公党成立90周年

◆　－王起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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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起鹍注：以上是经过2020年7月补充修改

中国致公党与抗战史实

――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中国致公党成立90周年

厦门　王起鹍

2015年7月3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回顾和思考进行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学习时指出：“要坚持正确方向、把握正确导向，准确把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主流、本质，正确评价重大事件、重要党派、重要人物”。
　　“我们不仅要研究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8年的历史，而且要注重研究九一八事变后14年抗战的历史，14年要贯通下来统一研究。要以事实批驳歪曲历史、否认和美化侵略战争的错误言论”。
　

中共代表董必武（右三）、中国致公党驻旧金山负责人司徒俊葱（右一）

　　　华侨身居海外，他们的爱国主义情结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切实地表现在实际行动：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他们从物质到精神作出无法估量的贡献……

中国致公党作为成立90周年的“侨党”，代表广大侨胞利益，是全国第一个投身抗日救国的党派，也是全国第一个支持抗日民族武装的党派。

1931年9月18日，驻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炮击中国东北军的北大营并向沈阳进攻，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19日，日军侵占沈阳，几天之内又占领长春、吉林等地，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并命令张学良不进行抵抗，结果半年之间，东北三省失守，全国上下处于亡国灭种的低落情绪中，很多人对中国的前途命运感到绝望。然而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一爆发，以陈炯明旧部、粤军第一军第一师为班底组建的第十九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将军等爱国将领的指挥下，与日寇展开自抗日战争以来的第一场大会战，就把这种颓废的精神状态一扫而光。

最近被发现的致公党中央“一大”、“二大”、“三大”的部份文件、通告、训令中重现了几乎将被人们遗忘一些“抗战”史实。

上海致公见证淞沪抗战

1932年3月27日，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发布第二号通告，通报了发生在上海“一二八”淞沪事件，致公党上海支部见证日本军国主义在上海犯下的侵略罪行及上海人民抗日救国的历史。

1932年1月，日本在三友实业社毛巾厂附近制造了“日僧事件”，企图挑起战争。28日晚，日军向闸北天通庵车站我十九路军发动袭击。随之日军发起全线进攻，“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战争爆发后，上海人民纷纷奋起支援十九路军，民众还自发组织各种形式的市民义勇军亲自赶赴前线参加战斗，市民们纷纷慷慨解囊募捐劳军，在众多的民众之中，中国致公党上海第一支部、及上海洪顺互助会（注：洪门致公堂的前身为洪顺堂）在中国致公党总理陈炯明领导下，积极投入抗战，特别在“一二八”淞沪事件中上海致公党党员们做出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中国致公党（第二号）通告中做了畅叙（摘要如下）：接上海洪顺互助会即本党上海第一支部称，自一月廿八日沪变突起，使南北虹口一带进入战区，日军与日浪人之残暴以及作战情形已载港报，一支部中同志被拘，设法派员护出，而属部同志大多数位居闸北虹口一带，此次沪变时正午夜，同志等均皆只身携眷逃出，妇孺稚子哭声震天，弹火延烧赤地数十里，同志及眷属散离失所，数千人惨苦难言，喻令复扶老携幼，请同仁等设法从容救济，目视情形虽自顾不暇，然而义不容辞，寻觅隙地余室暂作收容同人，万分危急之秋直似釜鱼挣扎而已，本互助会设法筹捐，即日接济数千，湖鲋西江之水而已，电海外各部加以同情，查此次沪变国人受难者数十万，本党同志及家属被灾亦达数千人，除由香港中同志尽力捐助汇济外，合行通告总部，并辖所属支、分部尽照设法捐助，所有捐册收条由各党部自行制编，捐得之款速汇回港党部收转汇上海洪顺互助会，数目由洪顺互助会登报，各党部务宜踊跃捐助以符本党共济。

此通告发布到各地致公党分部、支部，广大致公党党员、洪门人士、华侨华人积极响应，踊跃捐助，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陈炯明率领致公党全党投入“勉励侨胞，捐资输将，并鼓励沪上党员投身行伍，以贯彻捍卫国土保护主权之本旨” 。用生命与热血发出气贯长虹的民族吼声。一洗国民党政府四个月来不抵抗的耻辱。

陈炯明逝世后，1933年9月30日在香港出葬，中国致公党上海第一支部的敬挽写道：“省长留畀陈席儒，政治不主独裁，凯末尔岂可作。总理提携致公党，寿命尚能假借，希德娄何足云。”给予陈炯明总理高度的评价。

“快邮代电”号召抗日

1926年2月,致公党的活动中心从旧金山移到香港,由于港英政府不准华人在港设立政治性的机构,因此以“致公俱乐部”名义在香港登记注册，“致公俱乐部用笺”成为当时中国致公党行文“用笺”。

“九一八”事变后，香港当局查禁邮件十分严密，总部设在香港的致公党中央常以“快邮代电” （见图）方式向各地致公党党部通报国内形势，“致电”海内外各级所属分部、支部，随时通告中国致公党总理陈炯明的指示。

1931年12月30日，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以“快邮代电”形式向各地致公党组织号召抗日，密报中国致公党总理陈炯明北上之事宜（电文摘要如下）：海内外各级党部同览，自九一八事件发生以后，总理即草定救国大计专函南北耆宿共策，并发表告国人书，总理因接北方实力派诸领袖派员来港催促，当於十二月四日由港趁轮北上，本会迭奉函示诸事已有具体办法，全国人心对国府外交已异常愤闷，正我党戮力救国之际，希即密告各同志准备一切，俟各事成熟当再密电通告，慰旅外同志及我华侨热望（中国致公党干事会印）。

1931年10月10日，中国致公党驻港总部成立之时，陈炯明就在《致蔡元培张继书》中，提出了为谋集合国民全体，共赴国难的四项主张，首次发出各党各派 “齐集救国旗帜之下，共赴国难”的号召，成为全国第一个投身抗日救国的政党。

1931年12月4月，中国致公党总理陈炯明离开香港后第三次北上，到上海偕同章炳麟往天津，再晤段祺瑞等北方要人，商议重组“共和大同盟”，以逼使南京，共同抗日救国。陈炯明在上海，天津逗留了五个多月，于（1932年）4月下旬返回香港。是年7月，又重赴天津，（1933年）1月中旬，因得母亲病重之电，匆促回港侍奉。他再次到天津时，日本人企图拉拢陈炯明，然而陈炯明则命其“先归还东三省”，拒绝日本帝国主义对他的收买，显示了民族气节。

之后，中国致公党驻港总部，通告各地组织筹备抗日救亡事宜，发布训令：“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各国各地致公党组织和广大侨胞，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神圣事业。

1931年9月29日南北美洲致公党联合通电南京蒋介石、北京张汉卿（张学良）、广州陈伯南（陈济棠），提出“废党治、开国会、挽民心、对日决战，本党誓为后盾”的声明；1931年10月，中国致公党驻古巴总支部发表宣言，呼吁侨胞团结抗战；同时美加各地洪门组织，纷纷召开“抗日救亡”演讲会，报告国内形势，发动侨胞抗日救国；1931年12月31日，加拿大洪门组织召开救国抗日大会，号召捐资救国，并以“全加洪门救国抗日会”名义致电第十九路军及抗战将军、战士。

参与组织“义捐救国总会”

1936 年，旧金山有两个抗日救国会，即“华侨抗日救国后援会” （注：该会是1932年3月由中国致公党驻旧金山地方总部联合华侨社团组成的）和“中华民国国民抗日救国总会”，前者以中华会馆为主体；后者以个人为单位。“七七”事变后，台山籍侨领黄仁俊、致公党驻旧金山地方总部主席司徒俊葱等提议成立“旅美华侨抗日统一义捐救国总会”。因此双方以团结抗日大局为重，同意组织统一的抗日救国团体。并于1937年8月21日，在中华会馆召开全侨大会，通过成立“旅美华侨抗日统一义捐救国总会”(简称“义捐救国总会” 主席邝炳舜)。该会的统属分会有47个，遍布美国、墨西哥及中南美洲,大部分致公党、洪门组织及洪门人士积极参与总会活动，成为全美洲各地华侨抗日救国会之规模最庞大者。它显示了美洲华侨大团结的精神面貌，也是美洲华侨抗日救国运动走向高涨的重要标志。司徒俊葱做为中国致公党的代表担任义捐救国总会执事等要职，后因国民党中央执委、中央海外党务计划委员会主任萧吉珊回美国后，一手把持总会，以私误公，1943年8月25日司徒俊葱声明辞去总会一切职务（后来在“总会”名单中把司徒俊葱之名除去）。详见《致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会执事书》）。
国民革命军将领，陆军中将谭启秀（参加128淞沪抗战，后任福建人民政府第5军军长，抗战时任游击队指挥官）还亲笔题词：“抗日救国”四字送给司徒俊葱，以赞扬中国致公党驻美洲地方总部及美洲华侨对抗战做出的贡献。
中国致公党秘书长陈演生与其他人员，在陈炯明总理领导下，积极参与华侨抗日救国活动，奔赴海外各地，与致公党各总支、分支通力合作，致力于募捐筹饷。各地总支、分支及侨胞们对陈演生等非常信任，所有捐款都交由他集中收转。自1931年9·18事变至12月中旬，并通过华侨抗日救国后援会，共筹得10万银元（大洋）。陈演生、马育航、钟秀南（致公俱乐部副主任）等化装成商贾，冒着刺骨严寒，几经艰辛，将10万银元送交东北义勇军。中国致公党是全国第一个支持抗日民族武装的政党。

“义捐救国总会”从成立之初起截至1944年7月，所筹款项已达500万美元之巨，位列全美之首，也凝聚着世界各地致公党人、海外侨胞、洪门人士的心血，出钱出力，抗日救国席卷全球……

堂（党）合力同仇敌忾

“抗战”唤起了中国致公党与各地致公堂、洪门人士及侨胞空前的团结和英勇抗争，他们抛弃门户之见，激发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自“九一八”事变后，旧金山五洲致公总堂主席胡維琳（中国致公党创始人）、总监司徒俊葱（“二大”代表，后任致公党中央第四届主席团成员、第五届副主席）积极发动各地致公党党员、洪门人士，及广大侨胞参与抗日救国活动，他们的抗战救国行动得到十九路义勇军的赞许。1932年1月28日，五洲致公总堂（致公党驻旧金山总部）获得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嘉许状，嘉许状写道：“日寇进犯上海，十九路军守土英勇事迹，可歌可泣。五洲致公总堂曾大力捐输财物，鼓舞军心”，并附有三将军的合影照。
　　1931年10月，中国致公党驻旧金山负责人、致公总堂总监司徒俊葱等协助旧金山华侨抗日后援总会于15日召开总会职员大会，提议向侨胞募捐慰劳黑龙江省主席、抗日将领马占山部官兵“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以励士气、而挽危安”。华侨华人踊跃筹捐支援抗日将士。
　　1933年底，纽约美洲致公总堂盟长伍锐勋、会长肖步云（后任致公党中央“三大”执委兼侨务部长）等致公堂（党）人士自厦门、漳州、福州往上海拜访上海洪顺互助会，并受到蔡廷锴的热情接待，回美国后召开各种会议，积极宣传通报国内抗战情形。

1934 年8月30日，蔡廷锴将军一行抵达纽约，“侨胞在码头欢迎者达三千余人”，1934年9月3日（农历7月25日为洪门五祖纪念日）纽约洪门致公堂集会，欢迎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谭启秀、丘清英等，大会由中国致公党干事、纽约致公总堂会长肖步云主持，并介绍蔡将军等抗日救国的丰功伟绩。蔡廷锴说：“忠心义气，十九路军与洪门宗旨一贯，忠诚救国、支持抗日，愿此后再接再厉”。总理司徒美堂、盟长伍锐勋等洪门领袖到会，展现团结气氛。1937年1月伍锐勋、肖步云在当地华侨中发起救援上海“七君子”的运动；

美洲洪门大佬、爱国华侨司徒美堂,自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深明大义,铲除门户之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侨众,联合华侨社会中的一切爱国力量,组织抗日救国统一指挥机构,动员广大侨胞募捐救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国捐输,共赴国难；

1941年日本突袭珍珠港爆发了太平洋战争，香港沦陷后致公党总部被迫停止活动，致公党秘书长陈演生(后任致公党中央第四届常委、主席团成员)利用自己的身份，冒着危险，多次帮助和保护了逃亡在香港的受敌人追捕的革命志士和爱国同乡；

1938年日本侵占大鹏湾，马来亚致公党负责人官文森（后任致公党中央第五、六届副主席）组织“惠侨救乡会”，以人力、物力支援广东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他还用个人资金创建“文森队”，回国参加抗日救国工作；

菲律宾洪门人士许志猛（后任致公党中央第七、八届副主席）积极组织和发动华侨青年回国参加抗战，日军侵占菲律宾，在当地组成“抗日锄奸义勇军”（简称“抗锄”）直接面对日寇进行武装斗争。

马来亚洪门人士柯朝阳（后任致公党中央第七、八届常委、福建省主委），九一八事变后，捐资支持留日回沪的闽南学生创办《现实周刊》，宣传抗日。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新加坡积极参加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的工作，支持抗日。抗战胜利后，在新加坡与友人合办《新民主报》，出任经理。

菲律宾五个洪门团体，也在1935年8月，响应祖国团结抗日的号召，共同发起组成“菲律滨中国洪门联合会总会”（简称“洪门总会”）。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旗帜，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提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该宣言把中国致公党列为中国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之一，表明中国致公党的抗日救亡活动得到中共高度重视。

抗战胜利后，1945年5月，中国致公党、宪政党在旧金山联合举办演讲会，邀请我国出席联合国会议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演讲。司徒俊葱主持大会，董必武作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的长篇演讲，演讲中，赞扬了美洲侨胞在抗日救国中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并全面介绍、阐述中共坚持八年抗战，坚持广泛团结，坚持民主进步的基本政策。董必武的演讲，受到广大侨胞的欢迎和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