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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是致公党历史上一次最重要的会议，不仅是致公党历史上一次转折，也是致公党的一次重建。如果中国致公党“二大”是一次从会党向政党成功转型的大会，那么“三大”是中国致公党从旧民主主义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里程碑。
“九一八事变”，
陈炯明率领致公党全党投入“勉励侨胞，捐资输将，并鼓励沪上党员投身行伍，以贯彻捍卫国土保护主权之本旨”，用生命与热血发出气贯长虹的民族吼声。1931年12月30日，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向各地致公党组织号召抗日，各地致公党分部、支部，广大致公党党员、洪门人士、华侨华人积极响应，踊跃捐助，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二大”之后，除了美洲原有组织外，还有大洋洲、南洋群岛及香港等地建立了新的地方组织，计有党员30余万。1933年9月，陈炯明病逝香港，致公党中央决定暂由中央干事会主持中央工作，领导党务，维持现状。然而，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抗日战争爆发。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火牵扯到了五大洲，中国致公党驻港总部也与各国、各地组织逐渐失去联系。最近从我发现的致公党中央驻港总部所颁发的一系列文件中，可还原“三大”召开前后的那段较清晰的历史……
全力以赴精心筹备“三大”
在中国致公党召开“三大”前夕，1947年2月10日中国致公党中央以（复字第四号）文件，发出召开“三大”的通告。文件发至各地方总部、分部、支部，文中写道（全文）：为通告事查本党自民国十四年改组成立，民国二十年再经代表大会决议设立中央本部以来迄十余载，正当党务猛进期间适总理陈公竞存不幸逝世，当时即由中央干事会暂维持现状擬俟再开大会解决一切，又值抗战事起不能如愿，抗战胜利结束，去年五月一日正式恢复工作，当经先后发出通告及函件各在案，兹为适应当前国内外趋势，本党须赶紧检讨已往工作决定今后方针，加强组织配合潮流应得与民主阵线各友党并肩共进以尽建国职责，现经本会第十二、十三两次会议众认为有此必要乃决议於国历本年五月一日在广东省某地召开本党全体代表大会纪录在案，为此通告希经总部预先准备各项提案并选派代表二名出席，先期於国历四月二十五日以前到达本党驻港办事处报到，事关本党前途至为重大，务盼照行勿稍延误为要，再关於开会经费一事亦经本会决议所有各地到会代表来回川费请自备，至开会期间内膳宿两项则由本会招待，併希查照附提案注意事项一纸，藉供参酌特此通告。中国致公党印（民国1936年2月10日）。
此文件非常清晰地提出了召开代表大会会议日期、地点、议案议程及代表名额、代表川费、报道地点等。可见筹备工作做到了细致、极致。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号召海外侨胞参与抗战救国。经过抗战的洗礼，侨胞普遍提高了觉悟，切盼祖国繁荣强大，以免再受列强的欺凌。同时，希望有一个能够代表华侨利益的政党，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这就是当时致公党人重建致公党的思想基础。
从组织上来看，1941年香港沦陷后，致公党总部宣布停止活动，原总部干事会的成员奔走各方。抗战胜利后，不少致公党人期待着重建新的总部。时代在呼唤致公党，广大侨胞的殷切期盼，形势也要求中国致公党必须重建。这一重任便落在了原来致公党的一些民主进步人士身上，包括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伍觉天等人士。
1946年5月1日，中央干事会在陈其尤、陈演生等主持下正式恢复了工作。他们同是海丰籍老乡，毕竟长期从事民主革命活动，对从组致公党表示积极热情，并介绍海丰籍老乡黄鼎臣、伍觉天等民主人士参加中国致公党。他们在中共组织的帮助下为筹备“三大”顺利召开全力以赴。
也正当抗战胜利之际，身在美国、古巴、加拿大、墨西哥等国，以司徒美堂、朱家兆、陈宜显、甄显炽为代表的美洲洪门人士，感受到政党文化对国家民主进步的影响，组织华侨政党回国参政就成为他们的多年意愿。
两个“侨党”只差“二字”
1946年，中国致公党重建和中国洪门致公党成立，在一个时间空间上出现过两个“侨党”，虽然只是“二字”之差，曾经“模糊”了我们数十年的“致公党”的历史……
1945年3月以司徒美堂为主导的全美洲洪门代表恳亲大会在纽约召开，并讨论通过了《洪门致公堂应改组政党案》和《组织中国洪门致公党驻美洲总部现在美国纽约案》，并“以堂改党”成立中国洪门致公党，3月22日选举产生中国洪门致公党驻美洲总部职员：司徒美堂为中国洪门致公党驻美洲总部主席，朱家兆、陈宜显、甄显炽为副主席，刘恩初为秘书长。
为了能回国参加国民党主持召开的“国民大会”，此次洪门恳亲大会还讨论通过了《我洪门应请政府准有国民代表名额若干以便参加今年十一月召集之国民大会案》。并於4月2日，在中国洪门致公党驻美洲总部举行就职典礼上，以电文通告国民政府蒋介石。应当肯定这次洪门恳亲大会，将美洲洪门致公堂改组为中国洪门致公党，也是美洲华侨组建“华侨政党”的爱国主义的又一次尝试。
然而，中国致公党与中国洪门致公党虽然同为“侨党”、建党基础同是美洲“洪门致公堂”组织，但中国致公党经历二十年，已从会党走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党，而中国洪门致公党仍然重蹈“改堂为党”的“会党”的老路，建党基础十分碎弱。然而“两党”基层组织和成员免不了交叉重叠，如“二大”其间古巴、秘鲁、巴拿马均有中国致公党地方总部，由于长期“失联”或领导层的更动，转而成了中国洪门致公党的总支部（如古巴，1927年建立有中国致公党驻古巴总支部，1931年设立中国致公党古巴地方总部；1945年8月更名为中国洪门致公党驻古巴总支部、1946年又改为中国洪门民治党驻古巴总支部并一直延用至现在）。
团结侨胞重建中国致公党
1946年5月，中国致公党重建工作，除了中共的支持与帮助，更需要广泛团结海外侨胞、洪门人士，并积极联络海外原有的致公党组织和党员，因此“团结与协调”成为恢复、重建组织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工作。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非常重视刚成立的中国洪门致公党驻美洲总部的组织与政治动向，并委派中央干事会成员到纽约及其他地方，联络原为中国致公党的组织及党员，宣传重建中国致公党之计划，自然也引起了中国洪门致公党的误解、甚至不满……
1946年10月8日《“中国洪門致公党駐美洲总部通吿”总通字35第八号》文件公开登载於《大汉公报》，针对中国致公党的“宣传联络”之事做了详细通报并以澄清，文中虽然否认“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委派萧少石（中国致公党创始人之一、时任美东致公总堂会长）代表前來美洲宣传联络同志云云”，但更证实了中央干事会的重组工作已触及到其核心人物。文中还透露：“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系陈演生等主持，曾派代表黄鼎臣参加此次在上海召开洪門恳亲大会与中国洪门致公党合作查询二次”。然而，中国洪门致公党无意与中国致公党“合作”，并于1946年9月1日，在上海召开洪门恳亲大会之际，通过了以中国洪门致公党为基础改称为中国洪门民治党，司徒美堂、赵昱为正副主席。
中国致公党在重建工作中，将赞同中国致公党政纲、党章的华侨、洪门人士中的一批精英吸收到中国致公党组织。同时也尊重原古巴、秘鲁、巴拿马等国的中国致公党地方总部同仁们的意愿，参与中国洪门致公党组织，后改称中国洪门民治党。
然而，中国民治党筹建才刚开始，就被国民党特务渗透和利用。在国民大会名额的分配上，民治党又被一脚踢开，只肯给司徒美堂个人一个席位和特别费3000元。这使司徒美堂对国民党政权彻底失望，毅然拒绝当“国大”代表。1947年7月，他在上海各报刊登《脱离民治党声明》，决然退出中国洪门民治党。
后来的中国洪门民治党终究回到其建立之初的“原点”……
发表声明支持中国致公党
司徒美堂对中国致公党的重建与发展有一个认识的过程。
当年，在纽约召开全美洲洪门代表恳亲大会、成立了中国洪门致公党时，在冠以“全美洲”恳亲大会上，有来自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芝加哥等美东地区的代表，但恰恰缺少了以旧金山为主的美西地区的代表，为此1945年11月29日司徒美堂亲自以中国洪门致公党驻美洲总部主席名义给旧金山中国致公党驻旧金山负责人司徒俊葱（中国致公党“三大”监委）和谭护（“三大”执委）的信件中，决议在旧金山成立“中国洪门致公党驻美西支部”做为中国洪门致公党分机构，五洲洪门致公总堂不但没有委派代表参加在纽约召开的恳亲大会，更没有接受司徒美堂亲自写信要他们组立“中国洪门致公党驻美西支部”决议；中国洪门民治党成立之后，1946年9月26日其中央党部又先后发出第一号、第二号通告给中国致公党驻旧金山总部，要求“所有致公党堂应於文到之日起，各地所设总支部、支部、分部等一律改称为中国洪门民治党驻某某总部、支部、分部……”然而旧金山致公党总部，更没有接受改用中国民治党之名。
陈其尤、黄鼎臣、司徒美堂三人是同乡好友，只要得知司徒美堂回国回乡，他们便会相约在一起，交流思想，畅所欲言。1942年，经黄鼎臣介绍，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人认识了美洲洪门大佬司徒美堂。因此，中国致公党的重建，能否取得司徒美堂的支持也是至关重要，因为中国致公党从建立、重组、重建都与海外洪门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年仍有许许多多拥戴这位美洲华侨领袖的（特别是美国东地区）洪门人士等待着他的“表态”。而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在共产党人的影响和帮助下，在陈其尤、黄鼎臣的努力工作之下，司徒美堂逐步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积极走向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1948年10月18日，司徒美堂终于发表声明支持中国致公党：“美堂以洪门领袖地位，固表同情，亦觉荣幸。当随处呼吁洪门兄弟，予以声援协助……美堂复郑重声明，中国致公党之民主工作乃洪门兄弟之良好楷模，必须团结并进，以争取中国革命之彻底成功。”司徒美堂的声明得到美洲许多洪门人士、华侨华人的支持。当然，82岁的司徒美堂选择“拥护中国共产党”、“支持中国致公党”的声明举动，也遭受到加拿大中国洪门民治党的“声讨”，并在1949年11月4日召开的全加洪门民治党第十四届恳亲代表大会上，发表题为“声讨洪奸司徒美堂赵昱等”的文章，并刊登在《大汉公报》头版，但司徒美堂坚信自己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
1949年9月,
司徒美堂接受毛泽东的邀请，做为美洲华侨代表，回国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中国致公党的重建工作，得到当时中共重庆南方局（华南分局）的连贯、方方、许涤新等许多帮助和指导，还介绍了一些民主进步人士和中共党员加入致公党。如严希纯同志，就是许涤新同志介绍加入致公党以协助我工作的。
恢复工作重振旗豉
从1946年5月至1947年4月整整一年，陈其尤等同志在香港和广州两地为恢复致公党组织进行了大量工作：(1)恢复致公党总部。由陈其尤、陈演生、严锡煊、黄鼎臣、伍觉天等负责内部事务及与中共、各民主党派进行联系，以取得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2)成立了党务整理委员会，重新登记党员，并着手起草党纲党章及其他文件，以确定党的新宗旨及行动方针政策。(3)自1946年7月后，即以致公党总部名义公开发表文件，向社会表明致公党的立场和政治主张。当时比较重要的是：《致公党组织概况》、《致公党对时局意见》、《致公党对时局宣言》、《中国致公党声明》。这些文件充分表明致公党旗帜鲜明地进行了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为致公党“三大”的召开，奠定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基础。
1947年5月1日至10日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香港召开（致公党《党史》中的开会时间为4月29日至5月1日，似乎有误），到会的40多人。会场就在（离原致公俱乐部旧址礼顿山道不远处）香港跑马地严锡煊的家里，连贯同志因住在跑马地，亲自关怀并指导会议。会议选举李济深为主席，陈其尤为副主席，陈演生为秘书长。当时的局势还是十分紧张的，国民党的特务到处活动，所以会议还是秘密召开的。
大会还进行了组织上的改组，选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即中央委员会)，执委会常委9人。推选李济深（二十年代曾任洪门五圣山会办）为主席、陈其尤为副主席、陈演生任秘书长，设立了香港、马来亚、美洲三个总支部及二十多个分部。
1947年5月12日，中国致公党中央第五号通告详细纪录了大会情况：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经於五月一日起至五月十日止，在香港举行，到会之国内外代表共有四十余人。大会除通过修正政纲、党章、宣言、告海外侨胞书，致杜鲁门总统电及各项重要决议外，并即选出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名单另抄）此次大会之经过甚为圆满。希贵部即转所属各支部、各分部、各同志一体知照为要。
重现执委会与监委员名单
致公党中央第五号通告附件，纪录重现了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一）、中央执行委员 主席：李济深 副主席：陈其尤；常委兼秘书长：陈演生；常委兼宣传部长：雷 迅（雷荣珂）；常委兼组训部长：黄劈寰
(黄鼎臣)；常委兼财务部长：钟杰臣；常委兼代侨务部长：韩毓辉；常委：严锡煊、伍启元（伍觉天）；执委兼侨务部长：萧步云；执委：官文森、谭护、甘善斋、郑逸民、陈伯平、王霖、任浲、阮哲民、周兆山；候补执委：罗国安、丘家荣、郑营、曾礼和、杜翥云、梁超。
（二）中央监察委员 主任监委：柯芾南；监委：司徒俊葱、曾荣隆、胡汗仕、余桦；候补监委：黄光石、赖松基
文件还“附註”：“李济深同志系本党主席，惟现因客观环境关系，对外暂不公开，故本党今后对外之一切活动，均以其尤同志以主席之资格出应，希各地同志注意为要。”
当时，由于李济深正与国民党中几个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派别商议组成一个“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以致公党主席身份出现颇有不便，因此致公党的一切活动均由陈其尤出面。
1947年5月12日中国致公党中央还发布第六号“改用新印章”的通告：经由第三届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决改用新印章，计有（一）中国致公党印。（二）中国致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印。（三）中国致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印，此后本党所有对内对外之文件，均一律改用现在之印章，除通告外，合将本党各项印章式样印寄一张为各党部之存底。
希望能从上述的文档纪实中，中国致公党“三大”的历史资料可做适当补缺。
总部从香港迁往广州
探寻“三大”召开前后的历史背景，并从中国洪门致公党的起伏之中，我们应当认识到，成立在国外的中国致公党，能够从一个侨团组织真正转变成为一个革命政党，完全是因为有中共的影响和帮助。所以，我们要坚信没有共产党也就没有中国致公党的重建与发展。
1948年11月23日，陈其尤代表致公党，应中共中央的邀请离开香港北上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致公党选派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严希纯参加会议。
1949年底，致公党总部从香港迁至广州，并定址在多宝路24至26号(后编为多宝路221号、223号)，中国致公党终于结束了总部设立在国（境）外的历史。1953年7月，致公党中央机关由广州迁至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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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5月12日中国致公党中央本部通告（复字第五号） |
附：致公党中央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及监察委员名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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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致公党（1947年印） |
中国致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47年印） |
中国致公党中央本部通告（复字第六号）
1946年10月8日中国洪门致公党驻美洲总部通吿（总通字35第八号）
1946年9月26日中国洪门民治党第一号、第二号通告，致旧金山致公党总支部，要求致公党堂应於文到一律改称为中国洪门民治党驻某某总部、支部、分部
1949年11月7日《大汉公报》全文刊登发自全加洪门民治党第十四届恳亲代表大会的《声讨洪奸司徒美堂趙昱等》的通告
写於：2015年5月20日
（作者：厦门市政协特邀研究员、原致公党厦门市委会副主委、市侨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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